试论1949年以来农业剩余及其分配制度的变化(2)
2017-08-23 01:21
导读：但是，对于要加速工业化、特别是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政府来说，国家提取的这些农业剩余又是不够的，由此导致了“统购统销”的出台。 2、在传统计
但是，对于要加速工业化、特别是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政府来说，国家提取的这些农业剩余又是不够的，由此导致了“统购统销”的出台。
2、在传统计划经济下，农业剩余很有限；农民的温饱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由于农业人口多而土地少，农业剩余有限；同时，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路子因为与国家“争资源”、“争市场”而受到严厉限制，农民进城从事产业转移也因为城市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受到严厉限制，农民不得不全部集中于农业，从事收益极低的几乎单一的种植业。由于农民的生产剩余总量非常少，政府为缩小工业化需求与农产品供给的缺口，就尽可能多地向农民索取剩余，因此尽管1956年以后党和政府不断地强调农业的重要和保护农民的利益，但始终很难落到实处，根本的原因，就是在农产品短缺的条件下，国家首先要保证城市和工业的基本供给，保证“进口替代”所需要的农产品出口换汇。
1978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分得口粮442斤。1978年棉花、油料、糖料、烟叶、麻类、茶叶、猪肉、
水产品八种大宗农产品的国家收购总值为190多亿元，商品粮食总值133·6亿元，其他农副产品商品总值230亿元，总共为555亿元。这就是说，每个农业人口，只能够提供价值大约70元的剩余农副产品。[7]
这个阶段，农业结构的转变非常缓慢，1952～1978年，种植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下降了6·9个百分点，畜牧业比重仅上升了3个百分点，
渔业仅上升了1·3个百分点，在种植业中，又是以粮、棉、油料等大宗农
作物为主，这种比较单一的、低水平的农业结构，自然限制了农业剩余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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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转轨时期第一阶段（1978-1991）的农业剩余变化。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时期农民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在1985年以前，主要是依靠农业的迅速发展和农产品提价；而在1985年以后，则主要是建立在城乡壁垒条件下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的（即农村工业化的收益归农民所有）。此外，在这个阶段，国家鉴于过去对农民挖得太苦，调整了对农民的政策，农业发展很快，但是国家对农业剩余的汲取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降低，例如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稳定甚至减少粮食征购数量（依靠进口弥补）等，因此农民手中的绝对剩余明显增加。
中共三中全会以后农村迅速推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农产品大幅度提价和开放自由市场，农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结构改善，剩余大幅度增加。1979～1984年，粮食在播种面积逐年减少的情况下，年均增长幅度达到5%，而棉花和油料的总产量，年均增长速度则分别达到19·3%和14·7%.1985年以后，面对粮食产量跃过4亿吨的大关，出现“卖粮难”，政府鼓励农民调整产业结构，放开了多数畜产品的价格和市场。与此同时，随着农业边际效益在1984年达到顶点后，随着体制的松动和日用品的短缺，农民将很大资源投入到乡镇方面，农业剩余相对稳定在80年代中期的水平上。
4、转轨时期第二阶段（1992-2002）的农业剩余。绝对剩余增加有限阶段（随着改革深入和市场化，城乡壁垒突破，资源遂向城市流动，农民则成为打工者，工业化的收益大部分为城市所得，因此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农业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就是农产品市场与全国一样，出现了买方市场，由于农产品需求弹性小和小生产者的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农产品出现了全面的“卖难”，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农业效益下滑。2002年，农民收入连续4年下滑的局面终于被遏制住，但是，据有关专家分析，这几年的农业总产值增长和农民收入增加的数字，实际掩盖了三个问题：一是农民打工的劳务收入增长比重提高，如果剔除这部分，农业收入是负增长；二是农业中
养殖业是增收的，如果剔除这部分，种植业是负增长；三是高收入地区的农民收入是增长的，如果剔除这部分非农产业占很大比重的地区，以农业为主的低收入地区的农民收入是几乎没有增长的。[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