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一个中国的社会公正理论_政治毕业论文(3)

    （一）市场的局限

    市场的局限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它对某些种类的信息不对称所表现的无效率，二是它在面对外部性时所表现的无能为力，三是它的结果未必总是合意的。斯蒂格列茨对市场局限性的第一个方面有深入的讨论(Stiglitz, 1989)。但是，基于这一方面对市场的批评是软弱无力的，因为作为市场的替代物的政府干预在处理信息不对称问题时可能比市场更无效率。市场的局限性更多地表现在后两方面。

    所谓外部性，即一个人（或其他行为主体）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不是通过市场机制完成的，而是直接实施的。比如，工厂排放污染，其影响直接施与周围社区，而不是通过市场来完成。市场在处理外部性时往往无法达到社会效率。这是因为，当外部性对他人造成负的影响时，实施外部性的人不会将这些负的影响考虑进去，换言之，他所承担的成本小于社会所承担的成本，因此，他就会提供过多的负的外部性；相反，当外部性对他人造成正的影响时（如发明），提供外部性的人无法得到所有的收益，此时他就会提供过少的正的外部性。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市场主体的自由选择就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以达到社会效率。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类有史以来所发明的人文制度就是为了解决外部性以及由此而生的协调问题。在人所共知的囚徒困境博弈中，博弈参与者明知博弈有对所有人来说都更好的结果，但最终却不得不在一个更差的位置上达到均衡。所幸的是，人类没有听任个体的理性选择尽情地挥洒其作用，而是制造了一系列的正式（如法律）或非正式（如道德和伦理）的约束，以防止个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在微观层次上，政府的干预往往比市场更有效地处理外部性。环境保护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如果听任市场决定污染的排放量，我们可能早已被车辆的废气呛死了。政府干预却能较容易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可以利用国家所赋予它的强制力对污染源进行征税和发放配给，将污染控制在一个对社会来说合意的水平上。就市场无法获得社会最优结果的原因而言，政府所扮演角色是一个替代的协调者。

    市场的局限性更表现在其结果的非合意性上。对于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市场结果的合意性仅仅是帕累托最优—一种没有人能够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提高自己的福利的状态；而且，他们认为，帕累托最优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一个实证性的标准。然而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帕累托最优所包含的价值判断比其它标准（比如公平）所包含的更少，因为，根据帕累托最优原则，全社会的所有财富集于一人和社会中每一个人分得相等的一份完全可以是一样好的，难道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吗？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合意性比帕累托最优更广泛，它即可以指一种关于分配的理念，也可以指由社会中的多数所认同的标准。阿玛蒂亚·森将发展的目的确定为个人自由的充分发展，在他的那里，市场的合意性以能否促进个人自由的增长为标准。市场虽然很好地保护了个人相对于过程中的自由，但往往导致对人的能力的剥夺，从而剥夺了他的主动自由。市场的一个特点是，个人的成就与其初始财富密切相关，特别是当经济遭遇严重的负面冲击的时候。一个贫苦人家的子弟接受教育的可能性比起一个富家子弟来说要小得多，因此他爬上社会分层的阶梯的可能性也小得多。80%的人口为文盲或半文盲的旧中国肯定不是一个合意的社会。80年代以前的社会主义实践虽然犯了许多错误，但将中国由一个文盲、半文盲的国度转变为一个识字的国度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决不是市场所能为的。更有甚者，当严重的外部冲击到来时，处于市场底层的低级劳动者可能会被抛入饥荒的深渊。森对饥荒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森，2001）。将大量人口抛向死亡的结果不可能是合意的。 即使是像存在慢性贫困人口的美国也不能称为一个合意的社会。在耀目的财富的衬托之下，美国的贫困更加显得无地自容。

    市场结果的不合意性还体现在权力对某些交易的支配上。在一个理想的自由竞争经济中，权力没有用武之地，每个人仅仅接受不受任何特定个人影响的价格的指导。但是，现实的经济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经济，权力因此乘隙而入。萨缪尔· 鲍尔斯和罗伯特·金德斯区分了市场中的“短方”和“长方”（Bowles and Gintis, 1993），前者是拥有短缺资源的人，后者是拥有过剩资源的人。这里的短缺和过剩都是相对于价格而言的，因此，在一个完全竞争的经济中，不可能出现短缺或过剩，因为价格的调整足以将它们消除掉。但是，现实世界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世界，当短方和长方进行交易时，他就对后者拥有了权力，因为替代短方的资源较少，而替代长方的资源较多。比如，在一个人多地少的地方（比如江南地区），地主对佃农就拥有某种权力。其体现之一是他可以将土地进行细分，租给更多的佃农来耕种。由于土地量减少，佃农不得不对自己进行剥削，即过多地对土地投入劳动，以满足其温饱需求；这样一来，土地产出提高，地主的收益也随之提高。地主的行为可以用《教父》里面教父的名言来描述：“我会给你一个你不会拒绝的选择。”差别在于，教父的权力是血腥的，而地主的权力是隐藏在市场交易之中。但并不总是这样。市场中的权力在某些时候也以暴力的形式体现出来。对于诺斯和托马斯来说，圈地运动不过是建立产权的过程的一部分，多数情况下是人们自愿缔约的结果（North and Thomas, 1973）。但是，对于卡尔·波兰尼来说，圈地运动无疑是罪恶之体现。我们且听他的控诉吧：“圈地运动被称为一场富人对穷人的革命是正确的。公爵和乡绅们干扰了社会秩序，打破了古老的法则和习俗，有时靠暴力，更多的时候是靠压力和恐吓。他们在不折不扣地掠夺穷人在公地里的份额，推倒他们的房舍，而根据至此从未被打破的习俗，穷人一直是将这些看作是他们以及他们的后嗣的财产的。社会的纤维被拧断了，空寂的村庄和残破的居所昭示着这场革命的剧烈：它将国家推向危险的边缘，毁灭了城镇，减少了人口，把过度放牧的土壤变成了尘埃，骚扰人民，并将他们由正直的农人变成一群乞丐和小偷。尽管这些只发生在局部地区，但这些黑斑极可能融化成全面的灾难。”（Polanyi, 1944, 第35页）

    市场是铁面的，它只接受人的一种角色，即劳动力。诺斯认为波兰尼的想法不过是对以往田园生活的怀旧，他说：“职业分化和劳动分工的结果是打破了用以编织一致性意识形态的纤维（赖以存在）的交流和个人关系，并产生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后者反映的是对发轫于职业分化的现实的不同看法。”（North, 1981, 第183页）诚然，诺斯对社会分工的作用的判断是准确的。但是，难道我们就不应该将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吗？森更愿意将人看作动能的整体（森，1999，2000），正是从这个角度，他才提出了把个人自由作为发展的追求目标的倡议。对全面的人的追求不仅仅是处于现代性曙光中的马克思和波兰尼的浪漫梦想，而且也是当代有识之士的理性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