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_政治毕业论文

摆在当代自由主义者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涉及到任何特殊的价值是否应该与积极的公民身份和公民美德的生活相关联。一般认为，契约论的各种自由主义所持的答案是否定的，同时这种答案也体现了对两种不同观念的信奉。简而言之，第一种观念就是在指定调整社会基本结构的那些原则中，居于核心优先地位的是每个人应该享有广泛的消极自由。第二种观念是认为在消极自由和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之间没有特殊的联系：假如自由被理解为对个体行为之外在限制的阙如，那么把自由等同于积极的公民身份和公民美德的生活是没有道理的。

    当代自由主义的显著困境——这里的自由主义是指能够在一些著作中找到的那种自由主义，如罗尔斯和德沃金的著作中（我简单地称之为“契约论自由主义 ”[contractarian liberalism]，或者有时就称之为“自由主义”）[1]——业已因为它处理公民身份、共同体和公共服务诸善的方式，受到了来自很多不同角度的批判。有一种反对声音就是从政治思想中抽取共和主义或公民人文主义传统来论证自由主义的主要错误在于对消极自由理想的狭隘信守。[2]尽管共和主义者并不必然敌视消极自由，但他们还是经常被看作是在推崇其他一些重要的价值，比如公民友谊、共享的理解、自治和同他人一道参与共同体的政治事务。[3]从这一点来看，为恢复共同体和公共服务的固有价值，跳出自由主义的框架去看这些以及其它一些善是重要的。

    对这一自由主义批评的一个标准反驳就是认为它忽视了人的目标和价值的多样性。共和主义者认为某种单一的善——比如公民友谊或者自治——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一种善，因此，他们似乎对差异缺乏敏感。虽然有很多人认为这是对共和主义传统与当代政治之相关性的一个决定性的反驳，但在过去的大约十年里，仍然有一些人试图通过证明这种持续的相关性在本质上多少有些不同来复兴共和主义传统。与其说共和主义传统是在挑战自由主义对消极自由的偏爱，还不如说在这种解释中，共和主义传统对这样一个问题提出质疑，即消极自由能否与对公共服务和公民身份的承诺分离。这些修正主义的共和主义者认为，积极的公民身份之所以应该得到重视，并不必然就是因为其本身就是善的缘故，而是因为它有助于维持一个自由的社会。我把这种修正主义的共和主义叫作工具性共和主义（instrumental republicanism），[4]这既是为了同受共和主义传统影响的其它观点区别开来，也是为了强调其自身的显著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它把公民身份和公共服务看作善是因为它们有助于消极自由的实现。[5]

    接下来，我想考查和评价由两位有影响的当代作者——昆廷·斯金纳[6]和查尔斯·泰勒[7]所阐述与捍卫的工具性共和主义。工具性共和主义是否就代表了对诸如马基雅维里这些古典共和主义者之观点的一种历史性精确阐释，这是有争议的；但是，我将在本文中忽略历史阐释问题。[8]相反，我的主要兴趣在于，工具性共和主义是否意味着对自由主义在公民身份和公民美德的态度上的一种改善？

    不可否认，在语言和侧重点上，工具性共和主义与契约论自由主义是尖锐对立的。但是，这两种学说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哲学上的关键分歧——一种能够唤起自由主义者注意的关键分歧呢？斯金纳和泰勒两人都认为存在着这样的分歧，虽然他们是出于不同的理由。在下面，我将说明并不存在这样的分歧。我认为工具性共和主义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根据它的构建方式，要么在自由主义者与共和主义者之间不存在关键的分歧；要么即使存在这样的分歧，其中也没有一种分歧值得自由主义者关注。[9]

    1 斯金纳叙述的工具性共和主义

    斯金纳和泰勒所阐述的工具性共和主义存在足够大的差异，这使得分别考查他们的思想是合理的。因此，让我们先从斯金纳的叙述开始。依照斯金纳的观点，共和主义首先是对一个“自由国家”（free state）理想的信奉。如同一个自由的个体，自由国家是一个没有受到限制，但能够遵照自己的意志，也就是遵照这个共同体之所有成员的公共意志去行动的国家。[10]在斯金纳看来，共和主义者看重自由国家的价值是因为两类显著的理由：第一，自由国家比非自由国家更容易积聚财富和国家实力；第二，按照斯金纳的叙述，更重要的是，自由国家要比非自由国家更好地保证其公民的个人自由。[11]共和主义者在此虑及的自由乃是为自由主义者所珍视的一些常见的消极自由：譬如，它们包括个人安全和政治自由。按照斯金纳的说法，拥有这些自由，“仅仅是指不受限制地追求我们随意为自己确定的目标”。[12]

    共和主义者认为，因为其公民的疏忽和冷漠，自由国家很容易败坏为非自由国家。当这一切发生时，为自由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所珍爱的消极自由就处于丧失的危险之中。这就确立了共和主义的核心问题，即去识别一个社会中避免腐败的危险并维持其自由制度的条件。[13]

    共和主义者通过探索有助于保存自由的各种不同的政治安排和政策——通常包括法治和某种形式的民主自治——来处理这个问题。[14]共和主义者提出的独特主张——他们认为这个主张使他们超越了自由主义传统——强调政治参与和公民美德的作用。他们认为，公民积极地参与政治并受一种高层次之公民美德的驱动，是维护自由国家的一个必要条件。[15]除非公民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否则他们会使其制度陷于停滞和腐化并最终丧失它们。并且，只有当公民是出于对一种共同善的信仰和为高层次的公民美德所激励，而不是受一种自我利益的驱动时，这种参与才是可能的。纯粹自利的公民更愿意关注自己的私人事务，并在公共事务中搭便车。

    让我们把那些积极参与政治并为高层次的公民美德所驱动的公民称为“好公民”（good citizen）。斯金纳的下一个问题就转向关注个人成为并维持好公民所依赖的条件。[16]在此，共和主义者强调社会制度在把人塑造成公民之过程中的重要性：人们置身于其中的社会制度培育了他们特定的态度与性情，共和主义者把这看作是个人成为并维持好公民的一个必要条件。[17]好公民的品格绝非个人与生俱来的，它们必须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