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_政治毕业论文(6)

    援引这些孤立的事例来反驳非自由主义的爱国主义，似乎是不公平的，因为提出一些例子来反驳自由主义的爱国主义也是可能的。但是，一个总的观点是这些例子都打算阐明的：因为他们效忠的对象是根据自由来定义的，所以自由主义的爱国主义者对压制自由的反应是义愤，对进一步捍卫自由之机会的反应是热忱。只要各种集体行动的问题能够得到克服，那么这些反应就会引导他们按照有助于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社会的方式（例如，投票、游行示威等）去采取行动。相反，对非自由主义的爱国主义而言，把公民的动机和维护一个自由社会联系起来的因果机制仍然是不清晰的，因为公民忠诚的对象与共和主义者宣称的爱国主义要实现的目标（维持一个自由社会）是不同的。压制自由和增进自由的机会本身不会激励非自由主义的爱国主义者，因此，这些情形不会唤起他们与自由主义的爱国主义者同样的义愤和热忱。

    5 爱国主义、中立性与正义

    现在我想探讨一下对契约论自由主义的共和主义批评的最后一种重构。对于我对非自由主义的爱国主义的处理，工具性共和主义者可能会有如下的反应。不可否认，非自由主义式的爱国主义对维持自由来说不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在这方面起到相反的作用。但实情依然是，在一些社会（也许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中，相当比例的公民事实上强烈地认同这样一些目标，例如维护文化和语言、捍卫传统和习惯等等。在这些社会中，国家尽其所能地保护和促进这些可疑的文化和传统是非常关键的，倘若它不这样做，并且存在着对文化和传统的侵蚀，那么就很可能导致针对国家的对抗性反应，而这将危及它所支持的自由制度。

    对共和主义反驳的这种陈述把我引向第二个问题，在泰勒关于共和主义的讨论中它可能导致共和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即中立性问题。在接近文章的结尾，泰勒论证说认真对待共和主义对自由社会之生机的条件分析，在某些社会的背景中，将迫使自由主义者放弃国家在关于良善生活的问题上必须保持中立的学说。[56]假如共和主义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国家不可能在爱国者和非爱国者或重视政治参与的人群和不重视政治参与的人群之间保持中立。同时，国家也不可能在维持和促进作为公民爱国忠诚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具体历史制度、文化和传统中保持中立。根据泰勒的看法，在这些方面坚持中立性的自由主义制度是自毁长城。

    通过分析存在于魁北克语言和文化中的持续冲突，泰勒解释了中立性与自由社会的生机之间的明显冲突：

    像魁北克这样的社会别无选择，只能致力于保护和促进法语文化和语言，即使这样做会对个人的自由做出某种限制。它不能使文化-语言的定位成为一桩无关紧要的事情。无视这种要求的政府不是没有对大多数人的意志做出反应，就是表明一个社会已经如此伤风败俗，以至于爱国主义忠诚的有效性趋于瓦解。无论是哪一种情形，自由主义民主的前景都是不容乐观的。[57]

    尽管这一段文章不无含糊之处，但他似乎在发出这样的警告，如果不采取这种文化-语言政策，自由民主将可能崩溃。他继续指出，对于在一个像魁北克这样的社会里维持自由所做的反思将引导我们对自由主义的契约论模式提出严厉的质疑。契约论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它既想保持中立性的信条，又想保证自己的生存。在一个像魁北克这样的社会里，这些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保证自由主义制度生存的唯一途径就是放弃中立性。[58]

    自由主义者应该如何回应工具性共和主义的这种批评呢？我认为对泰勒的观点可以做如下两点回应。首先，那些肯定中立性信条的自由主义者（如罗尔斯）并没有普遍地按照泰勒的批评所揭示的方式来理解这一信条。其次，即使把这种被误解的中立性概念放在一边，泰勒的例子最多只能表明自由主义者在这个案例中放弃中立性的主张；它并没有证明中立性不是正义的一个要求（这在本质上就是罗尔斯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让我对这些观点试着做进一步的阐释。

    第一点很容易阐明。泰勒论证的问题出在他采用了一种为自由主义者所拒绝的中立性概念。它采用的是一种绩效或后果论的中立观（a success or consequentialist view of neutrality），而事实上，自由主义者通常赞成一种根据行为进行推导（reasons-for-action）或基于正当性（justification-based）的中立观。他们关注的是，证明其政策正当性的理由不应该诉诸任何以特殊的善的观念具有的真理或更高的价值。[59]泰勒提出的推进特殊文化与语言的共和主义政策没有诉诸更高的价值，而是诉诸它们有助于维护自由这一优点；因此，它没有违背得到恰当理解的中立性概念。

    不过，我认为泰勒正确地指出，自由主义者应当关注他为相关政策提供的共和主义辩护。问题不在于中立性，而在于对那些为少数文化之成员提供的自由和机会的限制和否定。如果自由主义者能够确信对一种文化-语言框架的保护是一个正义问题，那么他们可能愿意赞同这一政策而置其内涵于不顾。但是我认为他们会拒绝泰勒为这一政策提出的共和主义论证。

    这就把我带到了我想对泰勒的论证做出的第二个回应。泰勒的设想是，除非政府采纳一群人支持的政策，否则他们可能导致自由民主制度的崩溃。不论这种崩溃是由广泛的冷漠引发的，还是由反民主的组织或政党得到的支持引发的，它显然牵扯到个人不愿支持自由民主制度，从而不能履行其公民义务。我认为，鉴于这一原因，像罗尔斯这些人就会把泰勒的设想归之于他所说的部分服从理论（partial compliance theory）：它仅仅是由共同体某些成员的正义感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引起的。相反，中立性的信条属于完全服从理论。[60]因此，在罗尔斯这些人看来，泰勒的反驳是失败的，因为它把完全服从理论的反例错误地置于部分服从的情境之中。至少，泰勒没有向我们解释，为什么要拒绝罗尔斯对正义的完全服从理论和部分服从理论的区分。

    因为我们认为无论如何保护语言和文化是一个重要的目标，甚至可能是一个关于正义的问题，所以泰勒的论证在直觉上具有某种感召力。[61]事实可能确实如此，但要看到共和主义的论证并没有为这些建议的正义性增加任何东西，完全可以设想一个种族主义者占多数情况下的类似论证。或许这个多数派会认为最近的一些移民群体夺走了他们的饭碗，如果政治系统不能对他们特殊待遇的要求做出反应的话，他们将不再眷恋自由政治。可以设想，从保护自由的角度来看，应该慎重考虑对他们的要求做出让步，但我们确实没有想到，这是对有意安排之正义性的一个良好论证。这会把正义与妥协相混淆。[62]就正义而言，自由主义者强调权利的首要性是正确的；就其不同意这一点而言，共和主义是没有吸引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