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政治权威与现代化(3)
2015-01-18 01:45
导读：八十年代初期，韩国第二代军事强人全斗焕上台以后，继续推行权威主义的现代化政策。从１９６２年到１９８７年全斗焕下台，韩国经济每年以８.４％
八十年代初期，韩国第二代军事强人全斗焕上台以后，继续推行权威主义的现代化政策。从１９６２年到１９８７年全斗焕下台，韩国经济每年以８.４％的高增长率递增。（3 ） 随着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国内中产阶级力量的成熟、民主运动和民主的政治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全斗焕的权威体制也日益受到巨大的压力。事实上，以全斗焕为代表的第二代权威政治已较朴正熙的体制的权威主义色彩有所减弱。全氏在就任伊始就宣布，任期七年届满后和平移交政权，不再连任。
南韩在八十年代末已进入以卢泰愚为代表的后权威主义体制（Post-authoritarian Regime）的过渡时期。这里指的后权威主义是一种从权威政体向议会制民主政体发展的过渡形态。其基本特征是，执政者的权威合法性来源仍与过去的权威主义政权保持着历史的承续性，并往往与前权威主义政权关系密切，而另一方面，由于它与前政权对民主运动的严厉镇制行为往往没有直接的关联，因而也不是强大的民主反对派力量直接攻击或主要攻击的政治对象。这样，它就有可能同时被前权威主义政治强人与方兴未艾的民主运动力量所接受，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的政治缓冲器。
而且，一方面，由于前权威主义政权不得人心，另一方面，民主反对派在政治方面还不够成熟，后权威主义政权往往起到难以取代的、特殊的政治平衡作用。由于经济分殊化导致的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力量的强大压力，后权威主义政权已经很难沿用传统的权威政治手段来整合社会秩序，相反，它还不得不通过开放政治空间来证明自己与前政权的区别，并往往又以某种开明和温和的姿态和形象来显示其进步性。例如，卢泰愚本人就明确地提出“清算权威主义”的口号来争取人心，并以此方式来取得受治者对其统治的认可，以从中获得新的权威合法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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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台湾地区的国民党政权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也逐渐演变为类似于南韩的权威政体，并推行了相应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随着台湾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与中产阶级力量的强大，到八十年代后期，也开始向以蒋经国和李登辉为代表的后权威政治体制过渡。
作为城市国家的新加坡，实行的是一种以议会政体为形式的特殊形态的“强人政治”，以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政权在法制、权力运作、发展计划和战略的制定等诸多方面，均具有以上东亚国家和地区相类似的权威政治倾向和特征。
【 从地缘政治看东亚权威政治的形成与变迁 】
东亚权威主义的形成与持续存在，与东亚国家与地区处于第二次大战后东西方冷战的特殊中间地带这一地缘政治因素有关。这种政体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为了抵制“北方威胁”而强化了权威政权的集权要求，并迫使社会各阶层不得不承担服从权威政权的义务。这也是第二次大战以后东亚新兴的权威主义政权（主要是韩国与台湾，也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合法性”的源头之一。这一对抗外部“威胁”的“合法性”，反过来也使东亚国家与地区的政治国家，以此为名义来强制性地形成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须的稳定的政治秩序。
东亚权威主义政体向政治民主的过渡，除了经济变迁导致的市民社会力量不断强大这一最为根本性的原因之外，还有着其他一些重要原因。例如在其中一些国家的些学生民主运动的强大历史传统，这一点在韩国表现得特别明显。又例如，韩国的军人权威政权的合法性资源一向在民众和知识分子中较为单薄。大多数民众均视其只具有“临时”的性质。还政于民选政府可以说是连权威主义的执政者都不敢否认的前提。（4 ）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除此以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重要的外部约束因素，那就是美国要求开放政治参与空间的政治压力的持续存在。东亚国家与美国这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在国内尚不存在强大的中产阶级和市民社会对权威政权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美国要求韩国和台湾推行民主化的外部压力并没有能取得很大的效果，权威主义政权有相对强大的力量和理由来拒绝这种来自美国的压力。当国内中产阶极与市民社会的力量足够强大的条件下，美国的压力和要求就较之过去更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