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政治权威与现代化(5)
2015-01-18 01:45
导读：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可以把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权威政体分为“硬政权”（strong state）与“软政权”（soft state ）两种类型。前者在政治运作
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可以把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权威政体分为“硬政权”（strong state）与“软政权”（soft state ）两种类型。前者在政治运作方面具有明显的社会整合效能、稳定性与发展战略的宏观导向性。后者则相反。
瑞典发展经济学家缪达尔发现，南亚国家均具有一种被他称之为“软政权”的特征。我们可以根据缪达尔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一书中对软政权的描述（5 ），把这种软政权（Soft state ）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软政权的第一个特征，我们把它称之为“反法制的互利性”，即社会成员各自运用自己掌握的某种稀缺资源，如权力、金钱等等，在违反和抵制法规的基础上，为一己的私利进行交易。用缪达尔的话来说就是“缺乏立法和对具体法律的遵守与实施，各级公务人员普遍不遵守交给他们的规章与指令，并且常常与那些他们本应管束其行为的有权势的人们与集团串通一气。
软政权的第二个特征是松弛与随意性，官员可以随心所欲地无视法制与规章，对其作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上下其手，这样就使那些掌握经济社会与政治大权的人们可以得用权势和机会来谋取私利。“即使制定了法律，它们也不被遵守、不易实施。”软政权的第三个特征是它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广泛渗透性。用缪达尔的话来说，那是一种“所有阶层中广泛得多的人们反对公共控制及其实施的总的倾向。”在软政权的环境里，不但上层阶级可以利用大量的机会来以权谋取个人的好处，而且，即使是那些社会地位相当低下的人也常常可以找到各种机会来为自己谋私。
软政权的第四个也是最为重要的特征是，腐败、贪污，裙带关系、等种种行为模式彼此相互关联和影响，形成一种因果循环和彼此放任和彼此诱发，造成积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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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被称之为软政权的社会现象是怎样形成的呢？缪达尔认为，这决不能从道德角度来加以理解。不发达国家的这种状况不是因为其民族有任何先天的丑陋特征。而是与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结构有关。缪达尔指出，南亚国家宗主国大量官员的回国几乎没有给这个国家留下胜任的具有西方较严格的道德态度的高层合格官员，印尼、缅甸、巴基斯坦、比印度和菲、更为严重。殖民主义通常导致古老乡村组织的衰退却又未创造出一个可行的替代物。殖民地政权退出以后，缺乏强有力的后殖民地的政权来接管，从而形成一种严重的无序状态。缪达尔仅从经验事实的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描述，而并没有对此在理论上作出进一步的解释。
【 东亚权威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两种特殊功能 】
本文认为，第三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软政权”，其本质是新旧规范均无法对社会政治生活起制衡作用而出现的“失范”（Anomy ）状态的表现。由于传统的规范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迅速瓦解和失效，而新的、往往从西方直接引进的规范却由于无法在这些后发展国家内部找到“支撑点”或载体，从而同样无法运作。这种“旧者已亡，新者未立”而产生的“规范疲软症”，是大多数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巨大的发展陷井。
而东亚国家的大多数政权则是一种强势政权。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权威主义政权相比，例如与拉丁美洲的考迪诺主义和军事权威主义政权相比，以及与南亚地区的一些权威主义政权相比，东亚地区的权威政治形态相对而言显然具有更多的“硬政权”类型的特点。更具体地看，东亚权威政治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有效调控能力，恰恰填补了传统规范的约束力退出以后，而新的市场化力量和契约法制力量一时以来不及形成而出现的“规范场”的空间，从而防止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范综合症”的蔓延。在这种环境条件下，以市场为导向的内源性的规范力量，得以有序地发展和增长，这种规范力量的发育成熟，便可以水到渠成地、逐步的取代原先由权威政治实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调控功能。这样，人们就可以发现，在东亚各国和地区从传统社会向的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某种规范对社会的整合功效。这就使得现代化可以在一个相对有序的“规范场”中渐进地推进。由此可见，并非所有的权威政权都能有效地履行在后发展国家推进现代化的 功能。众所周知，拉丁美洲的军人政权与庇隆式的民粹主义政治力量大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处于两极振荡的不稳定状态。而这种不稳定状态恰恰正是失范综合症的明显反应。南亚与拉美大多数军人政权的腐败、低效、发展战略的攸忽不定恰与东亚形成鲜明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