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政治权威与现代化(7)
2015-01-18 01:45
导读：【 权威政治形态在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权威政治形态对于非西方后发展国家和民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 权威政治形态在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权威政治形态对于非西方后发展国家和民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例如，不少学者指出，在面临民族危机和外部压力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强有力的国家权威力量才能集中动员有限社会资源，以致力于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只有这种权威力量才能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势力对该国现代化运动的干扰，以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政治稳定；在后发展国家的市场机制先天不足的条件下，只有运用政府的权威杠杆才能保障基本的法制和经济的竞技规则，并实现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等等。本文试图从更为抽象的层面上来分析权威政体在后发展国家现代化中的作用。
从社会结构层面来分析，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过程是市场的世俗化（Seculari zation）力量不断地侵蚀和瓦解传统社会的各种纽带力量的历史过程。这种世俗化力量的无限扩张，将导致一个社会迅速地陷入严重的社会经济生活的脱序或失范状态，甚至引起社会结构的完全解体。这种情况在后发展国家将会尤其严重。用严复在本世纪初的话来说，那将是一种“旧者已亡，新者未立，伥伥无归”的无序状态。因为，在西方原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市场力量和世俗化的力量是在社会母胎内部逐渐地、乃至长达数世纪的漫长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就使新旧秩序的消长和替代有一个彼此适应和协调的充分时间。换言之，当市场力量在缓慢地蚕食传统社会的纽带力量时，旧秩序对社会仍然在有效地发挥整合的作用，新旧秩序的交替和过渡不至出现严重的断裂。
传统社会结构向市场－契约性结构转变的过程，也即社会结构不断地分化，社会个体不断从传统纽带的约束中游离出来获得自主性的世俗化过程，是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变迁的必然趋势，为了防止这种世俗化过程的急剧膨胀而引发的社会脱序和失范，这就需要形成一种特殊的机制，这种机制利用社会内部原先业已具有的某些约定俗成的价值内核，对变迁社会的分化和世俗化过程进行制约，从而保证社会的最低限度的整合不至受到影响。而这种最低限度的整合，乃是保持社会生活的连续性所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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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的约定俗成的价值内核（Central Prescriptive Nucleus），最先是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埃德蒙 柏克注意到的，它指那些根据传统、惯例、民族的历史经验而在民众和社会成员中自然形成的规定，它往往通过历史的经验和社会化（Socialization）而潜涵于一个民族的深层心理和深层意识中，人们在遵循这种约定俗成的规定的过程中，就会自然形成一种社会生活的有序状态。正是这种价值内核可以成为一个社会在急剧变革的过程中的保持最低限度的整合的基础。
于是，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传统社会的现代化，存在着两种彼此相对的过程。一方面是市场化世俗化力量对传统社会结构的离析化和瓦解的过程，另一方面是约定俗成的价值内核对社会进行整合的反向过程。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持续的张力。如果没有世俗化的扩展，现代化就无从实现，反之，如果没有约定俗成的价值整合，一个社会就会在急剧变动中分崩离析。这就决定了一个社会现代化的成功，必须在这两种力量之间达到一个平衡，否则，这个社会不是陷入无序化的“发展”，就是陷入僵滞化的“有序”。事实上，对现代化过程中的这种结构性张力的认识，可以为我们提供理解东亚地区现代化过程中的权威政体的崛起及其成功的钥匙。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东亚权威政治形态的现代化功能，人们就可以发现，这种权威力量在现代化过程中取得的成功，恰恰在于它客观上起到了维持上述两个过程之间的动态平衡的作用。一方面，东亚权威国家的市场导向性，体现了对世俗化过程的引导和肯定。另一方面，它对儒教伦理秩序和传统文化中的责任伦理的强调，它对民族集体主义的提倡，它对民族心理中的权威主义心态的利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整体号召机制”，均表明它成功地运用本民族的集体经验和集体无意识中的约定俗成的价值内核，来对社会实现整合，并抑制现代化过程中的“过度世俗化”（Extra-secularization ）对现代化进程的破坏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