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改革的新动力——从“化整为零”到“合零(5)
2015-03-17 01:43
导读：那么，现阶段中国政治改革的实质如何？在我看来，不外乎回应经济改革引起社会结构多元化、自由化之后的客观需求，接过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8月13日
那么，现阶段中国政治改革的实质如何？在我看来，不外乎回应经济改革引起社会结构多元化、自由化之后的客观需求，接过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8月13日司法解释中已经提出的课题，重组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关系──使立法权真正符合民主政治的标准，以加强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基础；使司法权真正符合独立审判的标准，以加强个人权利的制度性保障。
这样的作业势必进一步促成对政体的全面而根本性的改造，否则期盼的结构就有可能变质为欺瞒的陷阱，但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採取渐进路线。
这样的政治改革怎样才能启动？鉴於特殊国情和当前这个精英阶层的功利主义倾向，可以考虑首先从增益游戏（plus-sum game ）开始，在权力周边而不是权力中枢铺开；不妨「经济特区」的做法，限於一定领域内进行全新的制度安排试验，并使之成为进一步整体性政治改革的驱动装置。根据上述思路，在维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主权象徵的前提条件下，现在可以着手的改革部署有两项：第一、把被讥讽为「政治花瓶」的全国政协转变成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并列的立法审议机关，进而改造成孕育代议制的温?。第二、设立宪政委员会对规范的合宪性进行司法审查，在立法权与司法权之间缔造出相互制衡的关系。在边缘地带进行的这些增益性改革都不会对现有的国家权力结构造成巨大冲击，施行起来也比较容易，如果获得成功则可以为一系列后续改革提供支点和参照物，如果失败也无碍大局，更不至於诱发甚么社会动荡。
按照现行体制，国家立法权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的。在人民主权的话语中，全国人大享有无限的、绝对的权力，但人民代表的产生却不取决於直接面向人民的竞选活动，全国人民代表的间接选举程序与基层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程序之间缺乏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承接次序，代表与选民之间也没有制度化的联系纽带。因此，立法权的民主化本来似乎应该体现在人民代表选举制度的变更上。然而，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根本的政治制度，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不採取极其慎重的态度。如果从处於国家体制边缘的全国政协开始推行立法权的民主化，那么现阶段对常委会的日常活动方式暂时不必进行甚么改动，有助於政治过渡期间的社会稳定以及权力运作不间断。而仅仅加强全国政协的功能和许可权，基本上属於增益游戏的范畴，在改革起步阶段比较容易得到广泛的理解和接受。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政协改革的方向是把一个贵族院化了的协约性立宪机构改造成类似众议院那样的日常性民意表达机构，把政协委员重新定位为不同利益集团和政治势力的代表，容许或者迫使他们开始以职业政治家的身份参政论政，在提出政策建议和制订法律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实质性作用。也不妨在一定期间内把政协的审议功能主要集中在政治改革设计方案以及各种涉及公民权利义务关系调整的法律草案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有目的地回归到1940年代政治协商会议的初衷。
改造后的全国政协论坛应该逐步容许更加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政见竞争，但最终决定权在一定期间内仍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保留。鉴於人员构成、制度性变迁的路径依存等因素的，相信在政协进行的决策辩论将更具备理性，更带有妥协的色彩，也更有利於培养出议会政治所需要的那种「忠诚的反对党」。在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关系上，全国政协的改造应该也有可能试行焕然一新的制度模式，至少要废止最高法院向政治代议机构报告工作、接受监督之类的现行做法。
在此基础上应逐步导入通过竞选活动递补缺额政协委员的方式。按照新的选举方式经过几轮增选之后，政协委员的构成和性质就会发生彻底变化。待条件成熟之后，所有政协委员都作为职业政治家由直接选举或者逐层递进式的间接选举产生，具有绝对优势的中国共产党也与其他党派一同参加竞选，并按照各自的选区与选民建立明确的负责关系。顺便指出，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变化相配合，2001年7月1日启动的中共党内改革是难以为继的。在这个过程中，由政协造成的合法性竞争的压力将促使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其他政府机关进行相应的自我调整和变革，一场以小运大的渐进式政体重构运动就会逐步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