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时期的立宪论争及其现代启示(4)
2015-04-27 01:42
导读：从这次廷臣会议来看，立宪派与立宪缓行派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立宪缓行派认为，由于中国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和国势虚弱的情况下
从这次廷臣会议来看，立宪派与立宪缓行派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立宪缓行派认为，由于中国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和国势虚弱的情况下，因而无力承受立宪这样的重大变动可能带来的危险和动荡局面。而立宪积极派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正因为中国危机深重，因此，只有重大的改革动作和革新才能拯救中国，使中国摆脱危机。
在这次会议上，作为立宪缓行派首先发言的是七十九岁的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早在戊戌变法以前，他就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师傅，并列名于强学会。戊戌变法期间，他主办过京师大学堂，并积极主张发展现代。当时版的《北华捷报》把他称为立宪问题上的中间派。⑷ 孙家鼐发言称，立宪国之法，与君主国完全不同，这种不同的关键，还不在于“形迹”（形式），而在于宗旨。他认为，“宗旨一变，则一切用人行政之道无不尽变，这就如同重心一移，则全体之质点均改其方向。”孙家鼐认为，正因为从君主国到立宪国的转变，是这样一种“用人行政之道无不尽变”的巨大变动，具有相当大的风险。有他看来，这样大的变动，在国力强盛时推行也难免有“骚动之忧”，而在当今中国国势衰弱的情况下，“变之太大太骤，实恐有骚然不靖之象。”因此，孙家鼐继而认为，政府所能做的，是“但宜革其丛弊太甚之事，俟政体清明，以渐变更，似亦未迟。”（5）孙氏并不反对立宪，他的立论根据是，重大的变革必须在国家的资源与能力、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相对强大的情况下，才具有成功的可能。中国在当时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紧接着，军机大臣、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则作为立宪派一方起而反驳。这位五十一岁的新式官僚并不否认中国的国势虚弱，但他认为，正因为如此，中国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变动，才能解决危机。徐世昌指出，支离的、逐渐变更的改革，中国过去早已尝试过多年，但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徐氏提出一个颇有新意的论点是，逐渐的小变之所以不能取得成效，这是因为这种变革并不能改变人们的观念并籍此激发国民的精神，“盖国民之观念不变，则其精神也无由变。是则唯大变之，乃所以发起全国之精神也。”（6）在这里，立宪派一方的基本论据是，支离的渐进的变革，无法克服传统体制和政治秩序的惰性，也无法发动社会的力量来增加国力，因而也无法使改革取得实效，而改革不能取得实效，将会使中国的危机变本加厉。而要克服这种恶性循环，只有通过重大的、乃至
戏剧性的变革才有可能。因为这种大的社会变动变动将会极大的冲击人们的观念、振发国民的精神。而这种“全国之精神”才能克服以往的小变小革所无法扫除的历史惰性。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立宪缓行派与立宪派的基本分歧之二是，立宪政治是否必须以国民程度作为先决条件。
这一问题是孙家鼐在反驳徐世昌的上述观点时引发出来的。孙氏在徐世昌发言后又接着指出，既使要以立宪来发起全国之精神，那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这个条件就是“民之程度渐已能及”，然而，中国的当前的情况则是，“国民之能知立宪之利益者，不过千百之一，至能知立宪之所以然，而又知为之之道者，殆不过万分之一，上虽颁布宪法，而民又懑然不知，所为如是，则恐无益而又适为厉阶。”因此，他认为，中国在国民尚缺乏立宪所必要的知识程度之前，立宪改革必须慎之又慎。（7）
积极主张立宪的张百熙则立即对此种观点予以反驳。这位主持京师大学堂的五十九岁的邮传部大臣认为，国民程度应该是改革的结果，在目前的情况下，“今上无法以高其程度。”因此，如果要等到国民程度达到立宪的标准时才实行立宪，那中国将永远看不到立宪的那一天来临。张氏的结论是，“与其俟程度高而后立宪，何如先预备立宪而徐施诱导，使国民得以渐几于立宪国民程度”。
第三，立宪缓行派与立宪派的第三种分歧是，吏治清廉是否是推行立宪的必要条件。四十七岁的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保守的蒙古官僚荣庆在此次会议上发言称，他并非不深知立宪政体之美，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政体宽大，渐流弛紊，因此，必须“先整饬纪纲，综核名实，立居中驭外之规，定上下相维之制，”（8）他认为，只有这样行之数年，使官吏尽知奉公守法，然后才能逐步推行立宪。如果不考虑中国与西洋国情与局势的不同，而仅仅为了追逐立宪的虚名，其结果势必使政府无法控制那些无法无天的神奸巨蠹，执政者将处于无权的境地，月长日久，将导致严重的后果。荣庆的论点的实质是，原来传统政体下产生的宽纵之弊和由此产生的纪纲紊弛，在立宪政治推行以后反而会更加得不到有效的约束，其结果将使各级官吏为非作歹和腐败的痼疾变本加厉。因此，只有先行运用国家的权威整顿秩序，以便为以后的立宪变革扫清路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