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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时期的立宪论争及其现代启示(5)

2015-04-27 01:42
　　
　　第四，立宪缓行派认为，立宪必须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但中国在当前的条件下发展地方自治有很大的困难。四十三岁的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铁良认为，这种困难首先在于，地方上劣绅劣衿、土豪与讼棍，本是地方官府严加控制和管束的对象，而现今中国的情况是，此类人已盘根错节，“几无复与之争者”，如果推行地方自治，而这一类人却公然握有地方命脉，这一矛盾又如何解决？

“危机论”与“条件论”：激进与保守的两难选择
　　
　　大体上，我们可以对廷臣会议上的立宪派与立宪缓行派之间的分歧概括如下。
　　
　　预备立宪的立宪缓行派认为，一个国家立宪要取得实效，必须预先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国家权威对于具有相对有效的控制能力，国力要相对强盛，并拥有较为充沛的和资源作为变革的后盾；国民程度必须达到相应的水平；吏治要相对的清廉；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和社会基层的土豪劣绅必须有足够的约束能力，等等。他们认为在不具备以上这些条件下匆忙进行立宪，其结果将事与愿违，甚至可能是缘木求鱼，变为一场灾难。
　　
　　我们可以把这种以立宪政体实施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作为中国是否应实行立宪政治的依据与出发点的观点，称之为“条件论”，由于中国显然在当不具备上述适当的条件，因此，主张“条件论”的人士就成为当时的立宪缓行派。
　　
　　而立宪派则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同样的现实。他们承认中国陷入了深刻的内外交困的境地，他们也与其论敌一样，承认所有上述的存在，但他们针锋相对地认为，首先，中国已经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而立宪制度是使一个民族得以凝聚为一个团结整体的唯一途径。危机越是深重，立宪的必要性就越是迫切。
　　
　　其次，他们还认为，所有那些被立宪缓行派视为立宪的先决条件的问题，从国力的强盛到国民的程度，只有通过立宪的驱动和引导才能发生人们所希望的变化。因此，与其说它们是立宪的前提条件，不如说是立宪的结果。在他们看来，现存的政治格局和体制不发生立宪那样深刻的变动，而要在这一格局下去谋求国力的强盛和国民程度的提高，同样无疑于缘木求鱼。
　　
　　我们可以把这种以民族危机的深重程度作为中国应立即实行立宪政体的观点，称之为“危机论”，“危机论”是当时立宪派的思想基础。“危机论”者认为，振奋国民精神的立宪制度一旦建立，各种条件可以在这种制度下“徐施诱导”而逐渐创造出来。
　　
　　实际上，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涉及到立宪制度与国民程度这两个因素之间的互为循环的因果链关系。反对的一方把国民程度作为立宪制度有效运作的条件；而主张立宪者一方则把立宪制度的建立作为国民程度提高的条件。
　　
　　这次廷臣会议上出现的两种观点的交锋，反映了中国近代改革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国面临的一种深刻的两难矛盾。即“危机论”与“条件论”的对立。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重症效应”下的政治选择上的两难性。
　　
　　这种政治选择上的两难性就在于，危机越是严重与紧迫，主张对国家旧体制“动大手术”的激进派，与反对进行大变革保守派之间的分歧就越是严重，并且越是难以弥合。
　　
　　这种情况有如针对里的重症病人，医生们在方案上必须会出现两极化的选择一样。“激进派”医生认为，由于病人的病情恶化，危在旦夕，为了挽求病人的生命，必须立即进行大手术。否则病人就没有生存可能。另一种“保守派”医生则恰恰相反，他们反而认为，正因为病情严重，生命垂危，病人根本不具备进行大手术的条件，任何大手术只能使病人加速死亡，因此只能进行小手术。大手术既使必要，也只能在以后体力稍有恢复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在中国的情况则是，中国近代民族危机越是深化，“重症效应”所引发的上述“治病方案“上的分岐也就更为尖锐而激烈并趋向于两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