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时期的立宪论争及其现代启示(7)
2015-04-27 01:42
导读：江西道监察御史刘汝骥可以作为主张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从表面上看，专制政体不如立宪政体，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但这一点并不能成为中国
江西道监察御史刘汝骥可以作为主张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从表面上看，专制政体不如立宪政体，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但这一点并不能成为中国实行立宪政治的理由。刘氏认为，中国面对的问题与西方当年实行立宪时所面临的问题根本上的不同的。他指出，“欧洲百年前，其君暴戾恣睢，残民以逞，其病盖中于专制，以立宪医之当也。”而中国的情况则是，“官骄吏窳，兵疲民困，百孔千疮。其病总由于君权之不振。何有于专，更何有于制？”既然中国与西方各自的“病脉”不同，“彼曰立宪，我亦张皇其说曰立宪立宪，是犹医者不寻其脉理，不察其症结，见萎弱之病夫，施以猛烈之剂，奚其可？” （9）
刘氏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中国处于积贫积弱的情况下，是以西式的宪政民主制度，还是以开明专制主义的方式来主导中国的变革与经济进步。他认为，只有通过加强“专制”型的权威政治，通过集中的国家权威的主导与监护，才能得以解决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官骄吏窳”的问题，正如西方当年暴君政治只有通过立宪来解决一样，如果用立宪来解决中国的“骄、窳、疲、困”，则无疑是开错药方，南辕北辙。
刘氏还把一个国家的“君权之消长”作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兴盛的标尺。他甚至断言，“入其国而法度修明，百废具举，必其君之骏发严肃，神圣不可侵犯者也。”他的理由是，君权是民权的基础，君权的本位，民权是动位。如果君权一蹶不振，而所谓民权者，则由于没有了依托而成失去意义。这里，他还进而指出，如果他国立宪，中国也“张皇其说”而立宪，那无异于一个医生不问病者的脉理和症结，用猛药来治萎弱之病。刘氏的结论是，“政无新旧，惟顺乎民情，学无中西，惟求诸实事。”（10）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其次，立宪缓行派还认为，从中国国民的智识准备条件来说明，当下中国需要的是开明权威政治，而不是民主立宪。
陆宗舆
留学于日本，在立宪保守派人士中，他是一个见解和眼界较为开阔的人物，他在１９０５年８月发表于晋报的《立宪私议》中，提出了一系列相当有代表性的见解。他认为，由于国民的程度离立宪太远，故主张现时期只宜推行开明专制。“使得一二圣君贤相，专制一二十年后，徐议宪政以为幸。”
但他认为这只能心照不宣，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滞塞的国家，少数先觉者不可能取得国民对其意图的完全理解和支持。这种先觉者既“不可畏难而易作辍，又不可激进而招失败。”他认为日本的成功正是这种“圣君贤相专制”的“守要不惑，行之以序”的好例子。在他看来，并非加速立宪就一定会导致富强，因为“西班牙之弱，埃及之衰，波兰之亡，皆有立宪之者也。”
他们还认为，世人所说的“日本明治维新是立宪改革”这一断言根本上是不能成立的。陆宗舆就指出，恰恰相反，明治维新推行的是“专制”，而决不是“民权政治”。因此，决不能把日本作为中国应实行立宪的例证。陆氏还认为，明治维新以前，庶民只知有幕府而不知有王室。而明治的中兴正是以德氏奉还政权开始的，此后，大小政令自天子出，从而使治内治外之法权有条而不紊，而议院、国会是迟至十年二十年以后才召开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虽谓明治为专制之君可也。”正因为如此，他还认为，普鲁士与日本的立宪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立宪，而是“乘战胜之余威，实非通行之定制”。
二 “立宪救国论”与“立宪危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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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缓行派与立宪派之间的另一个根本分歧是，中国能否承受立宪所带来的消极后果。
立宪派显然认为，在中国面临日益深重的外部危机的情况下，立宪可以争取人心和稳定人心，扩大各阶层的政治热情和对国家和现政权的效忠，从而形成君民一致的团结精神，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群策群力，才能摆脱民族危机，并使中国日臻富强之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