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的公共领域与流产的政党营销—以“宋教仁(6)
2015-08-07 01:07
导读：四、“宋案”之检讨 宋教仁凯歌高奏，在袁世凯看来不啻是一曲挽歌。1913年3月20日晚，上海火车站刺宋的枪声宣告袁世凯独裁政治的开始和政党政治的终
四、“宋案”之检讨
宋教仁凯歌高奏，在袁世凯看来不啻是一曲挽歌。1913年3月20日晚，上海火车站刺宋的枪声宣告袁世凯独裁政治的开始和政党政治的终结。
轰轰烈烈的政党政治与政治营销，为什么朝开夕谢？这在当时就引起政治观察家的思考。记者黄远庸以敏锐的眼光洞察政党政治失败的症结：“夫政治主义之竞争，盖国家之基础定后乃能存立。所谓基础定者，国体之确立是也。国体之确立云者，即在同一之国家以内，决无私人之特殊势力。国之特殊势力，仅存于各种社会。国之最高权力，乃唯在于国家。而政治家则各以其主义政策相角逐之谓也。罗斯福去而塔虎脱（Taft,1909年当选为美国总统——引者注）来，美之基础如故也，塔虎脱去而威尔逊来，美国之基础仍如故。今吾国甲乙两造，既绝然不相容，则政治主义之角逐，即等于私人势力之角逐。故其结果，仅容有彼此之相摧残，而决不许有公明之竞争。于是一切之政治问题、法律问题，皆超然于是非得失之外，而纯纳于势力相持之中。”
常以美国为参照系的孙中山则认为是经济基础薄弱所致。早在1912年8月13日他就致函宋氏：“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有大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迫，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动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弟刻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回过头来看，当初他放弃政争与党争，似乎比宋教仁更有先见之明。
西方学者关于政党政治或民主政治建设需要一个过程的观点也不无道理。亨廷顿讲：“政治价值和机构的重大变革通常需要充分的时间，这样，政治体系的适应可能落后于社会的范围比较广阔的改革。一般说来，后发展的国家的社会经济改革速度比先前发展的要快得多。结果，在较后发展的国家中，不稳定、暴力和独裁统治的倾向也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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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更注重对政党政治本身的缺陷考量：如接纳党员有很大的随意性、党员跨党、党纲成了空洞的招牌、缺乏政治基础等。
以上“基础论”或“过程论”等均不无道理，但若用历史的长镜头再次聚焦此点时，这些解说未免隔了一层。及1949年国民党败退，资本主义经济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媒体日趋体制化、大众化，政党活动也更加制度化，公共领域在扩大，国民的民主意识及票选意识自然也在进步之中，但为什么终未有建立在公正的票选之上的政府。看来票选式的政治营销或民主政治至少在中国恐怕并非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
旁观东邻日本，上面的解说更值得怀疑。日本政治的现代化可追溯于明治元年(1868年)确立的太政官制（经济现代化尚未起步），次年公布《公选之法》，三等官以上者有选举权，副知事以上者有被选举权，通过票选的形式选出23名高层官员。1885年又确立了内阁制，1890年正式公布宪法、开国会，这一切均在进步之中。为什么中国自清末的制度创新至1949年，历经半个多世纪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却只开花不结果？
笔者以为，中国传统政治中反复出现的恃武力之强弱实现改朝换代的历史现象（日本却没有）已积淀成一种“黩武主义”的政治文化，而这正是近代民主制国家所崇尚的“唯宪法主义”之大敌。对此革命党人也早有预感：“纵使将来国会议员人人皆肩比卢梭，而驾孟德斯鸠，一入袁氏之武力世界中皆成无数木偶。”武力夺取政权与民意出政权在中国是不是绝对排斥呢？至少深受域外政治文化熏陶的孙中山、宋教仁曾不这样认为。辛亥革命的果实虽然部分是出自革命党人的枪杆子，而孙中山让出政权是以袁世凯对宪政的许诺为前提，孙中山出于对“唯宪法主义”的笃信，相信民意将起作决定性的作用，“让位”又有何妨呢？“宋案”发生后，孙中山并未立即改变这一认识，他所领导的二次革命、护法运动、护国运动，终极目标其实是想通过枪杆子来恢复宪法的权威，并实现其“唯宪法主义”政治目标。几经挫败，他才发现，“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法律及民意之下。”由此看来，袁世凯式的人物的出现还不能归咎于“人性的弱点”所致，民国时代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袁世凯。基于此，孙中山决定退而“以匹夫有职之身，立于个人地位，以尽扶助民国之天职”。于是有了后来的“国民革命”运动。孙中山发动国民运动的缘由，其实与黄远庸所讲的“国家基础定后，乃能存立”暗合。引入现代的话语，也就是要营造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如一块铜板，反面可敌“黩武主义”，正面可立“唯宪法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