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的公共领域与流产的政党营销—以“宋教仁(7)
2015-08-07 01:07
导读：上文所昭示的民初扩大的公共领域为什么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我以为这只不过一种泡沫式的公共领域，与哈氏所言资产者的公共领域形似实非。具有政
上文所昭示的民初扩大的公共领域为什么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我以为这只不过一种泡沫式的公共领域，与哈氏所言资产者的公共领域形似实非。具有政治功能的资产者的公共领域本来处于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地带，它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加以调节。“公众舆论是社会秩序基础上共同公开反思的结果；公众舆论是对社会秩序的自然规律的概括，它没有统治力量，但开明的统治者必定会遵循其中的真知灼见。”
之所以说是“泡沫式的公共领域”？因为看似很“大”，舆论空间几乎没有边际，但是大而空，大而无人，也就是说公共领域内并无太多的具有批判意识和自由意志的“公众”。换言之，“木偶”多于“公众”。
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国”与“家”，两者间的所谓“紧张关系”被绅士这一特殊阶层所消融，这种“紧张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存在。在国、绅、家三个层级中均只有私域，而无公域。“国”被家化，“家”又被国化。三种私域实是出自同一个圆心，天下人都在各私其私。“君私其府，官私其爵，农私其畴，工私其业，商私其价，身私其利，家私其肥，宗私其族，族私其姓，乡私其土，党私其里，师私其教，士私其学。”清末民初，交通的便捷、报刊的繁荣、城市化的加快，虽使原先“国”与“家”的领域得到拓展，但这种拓展了的空间泡沫成分很多。谭嗣同所讲的“君于臣隔，大臣与小臣隔，官与绅隔，绅与士隔，士与民隔，而官与官，绅与绅，士与士，民与民，无不自相为隔”的现象并无太大的改观。列宁也指出：辛亥后中国广大的农民仍然是“非常闭塞、消极、愚昧、对政治漠不关心”。即便在城市，除了部分学生外，民众对这种泡沫式的公共领域的反应是非但没有热情，反而厌倦：“全国人民渐已厌倦政党、厌倦舆论，厌倦政治。”厌倦的结果就是逃回到私域中去。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欲破“隔”、去“塞”、去“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必须造就出一大批的像宋教仁式的“公众”。诚如梁启超所言：“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而在清末民初，宋氏只是一个孤独的先行者，孙中山、黄兴是否真正与之为伍都值得怀疑？宋教仁的悲剧是被这虚假的繁荣公共领域所障目。
“宋案”发生的当日，北洋内务部接陆军部转来袁世凯的指令：“对于外交、军事秘密事件一律不许登载，违者按律严惩。”京师巡警决定从即日起实行新闻检查，“倘有故违，立即派员究办”。其后，“舍袁系报外，几无有生存之一日。”报人岌岌如漏网之鱼，逃窜尤恐不及，报刊数量锐减，造成了1913年的“癸丑报灾”。次年，北洋政府颁布《报纸条例》，对报刊的钳制较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说明中国报界距离英国那种“第四等级的批判机构”还有很遥远的路程要走。
习惯于“政出一孔”的统治者，岂能容忍那发出不同声音的公共领域的存在与发展？传统权威的合法性危机在袁世凯手中易如反掌地化解了。同年11月4日他竟毫无顾忌地下令解散了国民党，票选、政治营销、代议制等胎死腹中，这与其说是袁氏个人力量所致，还不如说是私域与公域之力量对比悬殊太甚。不要说在宋教仁时代，即便在此后，中国有无哈氏所讲的“公共领域”，恐怕还是个问号？看来在任何时候学人都不应忘记中国有自己的“特色”。
作者：
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与
行政管理学系 教授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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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哈贝马斯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参见汤志钧：《戊戌变法史》第三、四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及拙著《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 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31页。
梁启超：《说群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2册，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