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4)
2015-09-06 02:04
导读：第四，要将全球带入“大同”世界。建立中国主导的世界和平秩序，并不是康有为们的终极目的。他们还有更大的目标，那就是要实现世界大同。从王韬到
第四，要将全球带入“大同”世界。建立中国主导的世界和平秩序，并不是康有为们的终极目的。他们还有更大的目标，那就是要实现世界大同。从王韬到孙中山，50年间，这些人对“大同”的解释可谓彗迂交杂、五花八门， 但在种种不同之中，又有一个突出的相似之处：几乎所有的未来世界，都是以泯灭矛盾、取消差别为基本的结构原则。康有为是要扫除国家、民族、人种、男女、家庭与非家庭、行业、地域……的所有界限；章太炎则这样解释“无政府”和“无聚落”：“以共产为生，则贸易可断，而钱币必沉诸大壑矣。……熔解铳炮，椎毁刀剑，……于是夫妇居室、亲族相依之事，必一切废绝之”；“苦寒地人与温润地人，每岁爰土异室而居，迭相迁移，庶不以执着而生陵夺”…… 谭嗣同要“无国”，刘师培要“均力”，吴稚晖干脆用数目字来代替一切名称：在以消除差别来平息争端这条基本的思路上，他们都是同道。章太炎的“五无”似乎象是妄语，但你仔细体会《大同书》，体会从谭嗣同到孙中山的各种大同图景的最终指向，其实都暗含着与章太炎类似的意思。王韬早就说了：“其所谓世界者，约略不过万年，前五千年为诸国分建之天下，后五千年为诸国联合之天下。……虚空界中非止一地球也。若准以一行星、一地球推之，则地球几如恒河沙数，而以我所居之地球虱其间，仅若一粒芥。触斗蛮争，由造物主观之，不值一笑……” 胸中怀抱这样一个阔大的宇宙论，还有什么事情不敢设想？
辛亥革命之后的70年间，上述这一种“两步走”的理想，始终强有力地影响着现代知识分子和革命家对于民族、国家和世界的未来想象。1910年代晚期的“新文化运动”，猛烈地掀起一阵“西化”的浪潮； 可不到10年，那觉得西方文明已经走入衰途，正需要输送“东方”文化去拯救的心态，又迅速在文化界膨胀起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激烈地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公开号召“全盘西化”的时候，《新青年》同人也并不都真相信，中国社会从此只要“西化”就行了。 同样，梁漱溟们再怎样推崇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旦着手具体的社会改革，他们采用的依然大都是西方的“强国”之道。 似乎总有一个先用“西化”救亡、再以“我”之道治世的想象隐隐约约地罩在头上。进入19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念逐渐成为时尚，即便在国民党系统的文化人中间，也有不少人热烈倡导新的全球理想。 但这些很快就被战争打断了：抗日战争（1931－45），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45），第三次国内战争（1946－49），最后是朝鲜战争（1951－53）。直到1950年代中期，社会似乎能摆脱“救亡”的紧迫感了，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想象才重新爆芽,这就是毛泽东式的“解放全人类”的理论。它同样有一个“两步走”的结构：第一步，“赶英超美”， 在国力上压倒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而这国力的标准，完全是西方式的； 第二步，“世界革命”，在全球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1950年代，毛泽东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苏联式的，可从1960年代开始，它们却迅速变得主要是中国式的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1966－76）期间，类似“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这样的论断，公然充斥各种媒体，甚至直接落实为一系列的国际援助政策。 “世界革命”也罢，“解放全人类”也罢，都越来越象是章太炎、孙中山们的民族主义理想的新一轮变奏了。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不用说，从康有为到毛泽东，中国民族主义对未来的国际和平的这一主流想象，与它那注重现实的国际利益冲突的性格并不矛盾。相反，惟其虚构了一个遥远的和平与大同， 惟其将这和平与大同的入口，直接安放在中国的霸主座椅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反而能更安心地放纵自己，投入弱肉强食的国际竞争。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民族主义对现实的
国际关系的主流认识，和它对未来的国际秩序的主流想象，正是互相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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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是中国民族主义对内的那一个面向了。自先秦时代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民族混居和融合的社会；到了清代，疆域一再扩大，满汉问题之外，蒙、藏和回族地区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也随之再次凸现。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全力建构现代“民族”和“国家”、力图以此去赢得国际竞争的同时，必须回答这样一系列首先关系到社会内部的敏感问题：这个新的现代“民族”和“国家”，是否仅仅属于汉族？如果不是，那在新的“民族”和“国家”的框架里面，其他民族有怎样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