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9)
2015-09-06 02:04
导读：尽管社会现实的刺激有增无减，章太炎这一代人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复杂意识，在1920年代以后并未绝迹。譬如章太炎那种尊崇“个人”价值的思想，就经
尽管社会现实的刺激有增无减，章太炎这一代人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复杂意识，在1920年代以后并未绝迹。譬如章太炎那种尊崇“个人”价值的思想，就经由新文化运动的推助而一度光大，继续激发后人质疑“国家”之类的神圣价值。他的学生鲁迅就由此达到了视“国之观念，其愚亦与省界相类”的相当彻底的认识。 章世钊、王国维等人对于庸俗进化论的批评，也间或回响于一些自贵己见的文人笔下。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鲁迅，他不但在1927年冬天，以那个独特的“大时代” 的判断，延续着严复式的清醒的历史想象，而且差不多一直到死，都保持着高于一般民族和国际冲突的思想视点。1932年他去北平辅仁大学演讲，先谈到日本侵占东北和上海的“1·28”事件，接下来却比较日本人和中国人的习性，说日本人凡事认真，中国人却“马马虎虎”：“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在日本不断侵略中国的紧张的社会背景下，鲁迅大概可以算是最后一位既秉持强烈的爱国之心、又能够超越国族视域的著名的知识分子。
中国的民族主义还有一支重要的潜流，就是在对中国内部事务上的深具理想色彩的构想。1924年，孙中山在解释“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一项时，虽屡屡强调要以汉族为中心，却也曾试图阐发一种对内对外都能一致的理想：不但在国际上争取各民族的独立和平等，在国内也同样如此，允许各民族自决，然后在自愿、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重新联合：“国民党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各民族自由联合）之中华民国。” 显然，这是一种和历代汉族强势政权对待“藩属”的怀柔传统截然不同的新的理想，一种建基于平等理想的美好的愿望。虽然在整个二十世纪，它并未能得到认真实践的机会，但是，1930年代初南京政府修建中山陵，却将它清楚地铭刻在陵墓的内壁上，至今仍存。如果今日的中国社会能够以更开放的心态重新理解民族和国家问题，孙中山的这个理想应该成为一项重要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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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斗争的理论在中国日益广泛地传播开来，1950年代以后更构成新的毛泽东式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一面是不断被简化和扭曲，一面却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阶级斗争”的观念在中国的政治和精神生活中的巨大作用，的确非常复杂，需要作深入的分析。其中与本文讨论的问题相关的一点是：随着毛式的意识形态逐渐笼罩一切，由晚清延续下来的民族和国家想象经历了一个似乎被根本改造的过程：原来居于中心地位的“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被另一些象“阶级”、“人民”和“社会主义”这样的概念所取代。今天来看，这种“改造”的后果是暧昧的：一方面，它以强调社会内部利益冲突的方式， 极大地削弱了“民族”和“国家”之类民族主义核心概念的说服力；可另一方面，通过概念的转换，它继续保留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关怀：对国家主权被侵犯的敏感。例如1960年代晚期愈演愈烈的中苏冲突，从中国这一面说，名义上是一场以“社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其实却包含了反抗苏联控制的很大一部分民族主义的诉求，在这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理念，正是起到了向中国民族主义提供新的政治合法性的作用。
进入1990年代以后，在中国大陆，民族主义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一方面，197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改革”，在1990年代愈益偏向经济和物质生活的层面。惟其如此，以美国（在东亚是日本）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模式在提高国民生产力、沟通民意和“发展”物质生活等方面的巨大优势，迅速改变了中国民众在过去20年间形成的对于“西方”的恶劣看法。整个1990年代，“与国际接轨”成了社会各阶层都愿意认可的目标；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按照 “国际”标准改造中国经济、法律乃至其他方面的基本规则，更成为一项几乎是头等重要的国策。跨国资本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全球化”新秩序开始快速地覆盖大中城市和沿海农村。随着首先是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在20世纪上半叶曾经流行过的对于西方的崇拜意识，在新的个人利益和文化趣味的联合作用下迅猛爆发，与日俱增。 这种种情形极大地冲击了民族主义主流的一些基本认识，例如以民族和国家为本位的国际竞争的观念，对于外来侵略及其后果――例如租界――的憎恶的情感， 等等，深刻地削弱了这种民族主义在公众特别是城市居民当中的意识基础。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化”的新秩序，这种秩序内含的种种不平衡、不平等的结构因素，势必会进入中国，与本地原有的政治、经济因素 相结合，在使一部分中国人受惠的同时，使另一部分中国人 受损。这种情形可能会进一步造成民族主义在当代生活中的复杂状态：一方面，继续在那些受惠的群体中培养崇拜西方的反民族主义的情感；同时，则在一些外部条件 的参与下，在那些受损的群体中酿造民族主义意识的新的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