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6)
2015-09-06 02:04
导读：当然了，既是大家庭，必然有家长；所谓同化，也总会擎出一个“化”的标准，不可能真是任意互动、随其自然，“化”到哪里是哪里。汉族是中国境内最
当然了，既是大家庭，必然有家长；所谓同化，也总会擎出一个“化”的标准，不可能真是任意互动、随其自然，“化”到哪里是哪里。汉族是中国境内最大的民族，与其他民族相比，汉文化在整体上又明显高出一头；即便爱新觉罗氏当皇帝，通行的也基本是汉族的主流文化，以致清朝统治越久，满人的汉化就越普遍：在这种种情况下，绝大多数民族主义思想家提倡的“同化”和“大民族”，就很自然是以汉族为主，以汉化为方向。他们也从来不讳言这一点。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就更不用说了，从孙中山 1921年“拿汉族来做个中心”式的同化方案， 到毛泽东1951年“大家庭”的论断, 都是一以贯之，以汉族为本的。所以，“五族共和”也罢，“社会主义大家庭”也罢，实际上都是走的老路：用汉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来同化其他民族。时至今日，中国大陆的广袤的土地上，你找不到一处不通汉语的非汉族村寨，与此同时，非汉族的语言文字已经大多从实际生活中消失。 因为汉族是中国境内最先大规模接受“西化”的民族，这一各民族“汉化”的过程，又可以顺理成章地被解释为“前现代”被“现代”同化的过程， 而更容易得到普遍的赞同。
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席卷世界、“美国模式”所向无敌的时代，如何评价现代中国这一大规模的民族同化的历史过程，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我在这里只想指出一点：中国民族主义的这一种对内偏重同化的倾向，正从一个方面极大地助长了现代所谓“国家利益”的观念的形成和普及。而这种看轻乃至抹煞社会内部各种――阶层的、地区的和民族的――利益差别的“国家利益”， 又反过来充当了那种强调国家之间必然冲突的观念的重要基础。于是，你就看到了，中国民族主义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的不同的偏向（对外强调冲突，对内强调同化），恰恰是非常有力地互相支持的。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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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主义必须要回答的另一个“内部”问题，就是“个人”：当“民族”这样的集合体被高高地供奉起来以后，作为这个集合体的无数细小部分的个人，又有什么样的价值？在预想的新的民族国家当中，个人会有怎样的位置呢？
在19世纪晚期，绝大多数鼓吹改革的文化人，都首先是从“国民”的角度来理解“个人”的价值。一条普遍的思路是：中国之所以弄到今天这样一个贫弱腐烂的境地，对外来侵略几无招架之力，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历代统治者推行愚民政策，使中国人身心俱弱，一盘散沙； 因此，要救亡保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革新人心，将愚昧的民众改造成合格的“国民”，有了这样的“国民”，才可能组成具有强大向心力的现代“民族”，在国际竞争中赢取胜利。 从梁启超式的着眼于“中等阶级”的“新民”主张，到李伯元、吴趼人们写给下层民众看的大批“警世”小说，都鲜明地表现出这样的思路。社会成员――即便是平头百姓――的价值，似乎是第一次被如此突出地强调出来，但在最终，被关注的却并非他的“个人”价值，而是他作为民族一分子、国家一公民的价值。
正是在这样的思路的制约之下，进入20世纪以后，改良也好，革命也好，各种民族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方案，都不约而同地将个人的几乎全部意义，嵌入“国民”的身份之中。 现代中国最早的一批鼓吹“女学”的言论，也大多是从塑造新“国民”的路向立论，甚至创造出“国民之母”的称号，作为女性解放的旗帜。 既然“个人”几乎完全等同于“国民”，从晚清到民初的绝大多数改革（或革命）的思想家，都毫不犹豫地将“个人”看成是比“民族”、“国家”次一等的价值。梁启超就借用佛学的概念，将“我”分为大、小两种：“……何谓大我，我之群体是也。何谓小我，我之个体是也，”而极力推崇那个联系着国家社会的“大我”：“我之国不死，故我不死，我之群不死，故我不死，……” 不用说，也正是这种将无数个人都看成有待塑造的未来“国民”的思路，给了这些文化人一股很自然的“舍我其谁”的启蒙者的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