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7)
2015-09-06 02:04
导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越是社会改革受到阻碍，政局败坏，社会黑暗，文化人的这一种从国民状态着眼的思路反而越得到强化。戊戌政变以后，严复被迫放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越是社会改革受到阻碍，政局败坏，社会黑暗，文化人的这一种从国民状态着眼的思路反而越得到强化。戊戌政变以后，严复被迫放弃国闻报，但他在给张元济的信中说：“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行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悉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得有复苏之一日也。所以摒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 与此同时，蔡元培也有非常相似的看法，他后来对友人回忆说：“戊戌之变，元培在京师，历见其始终。而推暨其故，以为天演所趋，盖有不得不变通者，而当事诸君为之而不成，盖亦有操之过蹙者欤。国大器也，人质点也。集腐脆之质点以为器，则立坏；集腐脆之人以为国，则必倾。居今日而欲自强，其必自人心风俗始矣。” 恰恰是政治、军事等直接层面的改革的失败，反过来强化了对于“国民性”的关注。 有意思的是，将近30年以后，面对北洋政府治下的社会腐烂，鲁迅又一次重复了严复式的喟叹：“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而到1930年代中期，目睹日本侵略势力的步步进逼，张元济也依然坚信：“吾国家至于今日，惟有从增进国民程度入手，否则无论如何总是皮毛。” 这些文化人会如此执拗地关注“国民性”，自然显示了他们独特的眼界和责任感；但是，当这种对于社会成员身上的国民属性的重视有增无减、成为文化人的普遍意识的时候，对“个人”的那些独立于民族、国家之类集合概念的价值的认识，也就很难发展起来了。
1910年代中期骤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显示了中国文化人在1980年代以前的一次对于“个人”独立价值的最热烈的鼓吹。 但是，即使在激烈地破除“国家”之类集合概念的神圣意义，《新青年》的作者们也并不真能全神贯注于“个人”，因此，他们对“我”的鼓吹非常容易走调。1916年，易白沙发表长文《我》，先是引经据典地论证“我”的价值，一转却说起“我”如何为社会作贡献：“有牺牲个体小我之精神，斯有造化世界大我之气力”，最后甚至要“个体之我亡，世界之我存”，并以孟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一类的用世格言作结，活现出终不能忘情于社会国家的本心。 更重要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们所以要驱除 “国家”之类头上的光环，一个内在的原因，就是对辛亥之后的国家政治的极度失望，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正是对“国家”爱得太深，失望太大，才愤激地转向“个人”和抽象的“人类”。1918年胡适发表那个著名的呼吁：“最要紧的还是救出你自己”，但他的理由却是：“你要想有益于社会，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甚至是：“有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象海上撞沉了船”！ 也惟其如此，一旦谁能强有力地证明，社会的大船并不一定触礁，它还有驶出漩涡的可能；或者形势急剧恶化，逼得人无心多想，本能地就要跳起来救世，所有这些对“个人”独立意义的关注都会迅速消散。 偏偏从1920年代晚期开始，战争和其他类型的巨大的社会动荡一直没有停息，种种高举“民族”、“国家”和“集体”旗号的思想潮流也顺理成章地此起彼伏，持续占据着社会精神领域的中心位置，到了1950－70年代，“个人主义”甚至成为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恶名，当时的青年人普遍地无法想象，“个人”自有其不可剥夺的独立的价值 ――“新文化运动”对于“个人”价值的发现，几乎是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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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世纪晚期整个社会的知识系统发生根本改变的时候，如何重新认识单个的社会成员的自身价值，是必然要被当作重大的问题提出来的。如果悬空来想，你当然可以希望社会对这个问题作出尽可能多样的表述和解答；但是，在当时那样内忧外患紧密交织的严重情境之中，一旦民族主义的“国民”意识发展起来，它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和解答就势必会获得一种近于“垄断”的力量，将其他不同的声音都压至边缘。这样，中国民族主义就以对“个人”价值的主流认识，在更深的层次上大大增强了它对内的那一个面向的基本倾向：连“个人”都可以、而且应该融入“国家”的整体，“民族”、“阶层”也罢，“地区”也罢，就更理当如此了。那个通常是由政府代表的抽象的“国家利益”，因此变得更为清晰，也更为稳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