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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中的理性主义(5)

2015-10-26 01:02

但我的目标不是驳斥理性主义，我们对它的错误感兴趣，是因为由此可以揭露它的特征。我们不只是要考察这一教条是否为真，而是要弄清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历史上这一思潮的意义。我们必须努力去解答的问题是，技术要占据统治地位的信念是如何产生的，这一思潮何以对人的理性那样高度地自信，这一思潮的根源和背景何在，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风靡欧洲的，产生了什么结果。

三

新思潮的出现就像新建筑风格的诞生，是不知不觉的，由多种因素促成的，试图寻找它的起源是错误的努力方向。实际上没有什么源头可寻；能弄清楚的只是缓慢的调节、转变，挪一步再挪一步，动力之潮涌动、衰退，最后形成可辨认的新的形式。历史学家雄心勃勃，要避免粗率的节略、过早或者过晚地简略地解说新诞生的思潮类型，避免因为新思潮明显成形的时刻造成的印象过于强烈，而错置了重点。不过目标不像历史学家那么高的人，其兴趣就集中在那一时刻。我计划由现代理性主义明明白白地展现出来的时刻出发，通过考察它的产生背景中的一个因素，来简要地说明它的特征和倾向。那一时刻在十七世纪早期，它与其他事物联系着，比如那时的知识条件关于自然和文明世界的知识。

十七世纪初欧洲的知识状况是很特别的。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求知的热潮像人类历史上其他时期一样涌动不息，激励着这一探索并且硕果累累的预设还没有衰竭的迹象。但是对于关注着它的才智之士来说，最重要的东西还付之阙如。培根写道：知识的状况既不繁荣也没什么进步。目前的求知活动不顺利不是因为有什么残存的因素阻挠眼下的求知活动，所谓在亚里士多德派科学理论的预设中，被人类心灵摆脱出来（虽然不是在一些细节上）但余下的阻碍因素。缺少的也不是动力甚至探索的方法习惯，而是自觉形成的考察技术，一种理解的艺术，一种有成文规则的方法。满足这种需要的就是我称之为理性主义者的一批新智者明白无误地现身，提出他们的方案。

这项事业早期的代表人物当然是培根和笛卡儿，我们可以在他们的著作中找出日后成为了理性主义者的特征的正式宣告。

在培根看来，要获取对于我们生存于其中的世界确定的、可论证的知识，人类理智要配有必要的装备。自然理性无法得到这样的知识，它只能就可能性而非确定性作出微不足道的揣测。这种缺陷反映在知识状况的不繁荣上。《新工具》以对知识状况的诊断开始。缺少的是对确定性的本质的明确观念和达到它的充足手段。培根说：只有一个途径来恢复完好健的状况理解活动从头开始心灵一开始就不仅自己掌握自己的进程，而且每一步都要由心灵来引导。需要一个确定的计划，新的理解方式，探索的艺术或者方法，补偿自然理性的缺陷的工具（像人们使用机器提高自然力量的效率。简言之，需要形式化的探索技术。他认为这一技术将是自然理性的障碍，不是为它插上翅膀，相反，为了限制它的蠢蠢欲动，加重它的翅膀；它是确定性的障碍，因为自然理性就是因为缺乏法则才达不到对世界确定的认识。培根拿他的研究工具和三段论相比较，一个适用于发现事物的真理，另一个只适合发现意见的真理。

培根倡导的研究艺术有三个主要特征。首先，它是一套规则，是真正的技术，因为它能以一套准确的说明来表述，这套说明是用心学就可以掌握的。其次，它是一套机械地应用的规则，它是真正的技术因为它使用起来不需要它自身以外的知识。在这一点上培根说的很明确。理解自然的活动可以像机器在做一样，探索者的力量和才智无从插手，一切智力和理解力在使用新方法时其水平是一样的。最后，它是一套可以普遍施用的规则，是真正的技术，因为它作为研究工具，研究的主体对它来说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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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方案中，重要的不是探索规则的精确性，不管肯定还是否定的，而是，这样的技术是可能的。因为所倡导的不会出错的科学发现的规则是非凡的，是魔法石，能够开启所有的门，是科学的主人，培根对这种方法的细节是很谦虚的，并不以为自己已经确定了整个系统，但他对方法可能性的信念是无可更改的。在我们看来，他的规则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我们必须舍弃一切先入之见，从全新的基础开始。真正的知识必须从荡涤大脑开始，因为它必须自确定性开始，以确定性结束，而且还要是自足的。知识和意见是截然不同的，没有任何知识是得自我们幼年时形成的简单想法。这也许可以说是柏拉图主义与经院哲学别于现代理性主义之处：柏拉图是位理性主义者，但辩证法不是技术，经院哲学方法的目标总是受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