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历史上的村落共同体(1)(3)
2015-03-12 02:32
导读：倘若要举出以上论述的疑问点，大概有以下几点。第一，宋代佃户是与地主结成对等契约关系的自由民，并以此作为近世资本主义的 内容 ，但与此相反，
倘若要举出以上论述的疑问点，大概有以下几点。第一，宋代佃户是与地主结成对等契约关系的自由民，并以此作为近世资本主义的 内容 ，但与此相反，宫崎又确认南宋佃户对地主的依附化倾向。倘然如此，宋代以后的近世资本主义说本身岂非不能成立吗?第二，浙江等地的地方志里，颇有佃户之名记录于学田簿籍，周藤将此解释为佃户与土地共同买卖让度的结果；而宫崎则与其相对立，认为其中有只借一亩不到的佃户，他们还向其他地主租借土地，这里并不构成封建的主从关系。然而，一个佃户从不止一个地主那里租赁土地的史料，不仅至今尚未发现，而在《元典章》卷42《刑部四·诸杀一》“杀奴婢娼佃”中却有这样的记载：“今江浙之弊，贫民甚多，皆是依托主户售雇或佃地作客过日，即非客户，买致驱奴。亡宋已前，主户生杀，视佃户不若草芥。自归附以来，少革前弊。”由此看来，佃户对地主的依附性不容否认，一般认为，这对周藤的论点是有利的；这样一来，宫崎的主张基本上就不能成立了。那么，宫崎的观点是否应予全面否定呢?似也未必。尤其是他指出，对地主佃户制的理解，有必要考虑宋代商业 经济 的繁荣。一般认为，这对周藤的论点完全是深中肯柴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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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 教育 时报社1950年版；《宋代以后的土地所有形态》，《东洋史 研究 》第12卷第2号，1952年，《 中国 史上二的庄园》，《 历史 教育》第2卷第6号，1954年。
仁井田陞的学说①，以周藤的论点为基础，而又与其有着相互补充的关系。他认为，从8世纪到10世纪这一时期，是中国史上古代与中世的分界期。古代的生产关系，基于右姓大族的大土地所有，是实行奴隶生产的。奴隶与未充分奴隶化的佃客置身于奴隶制生产的框架内发挥着作用。中世是封建 社会 ，即农奴制社会。中世初期，新型大地主阶层与新官僚阶层取代了右姓大族，成为统治势力的中心。社会生产就是在这种地主与农奴(即佃户)的关系中进行的。他引用周藤的论点，说明其实际的形态。而后对中国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作如下的论述。欧洲的封建主义，连同日本的封建主义，都不过是封建制度的一种类型，而中国的情况则是又一种类型。联系三者共同然而根本的基础，就是来自地主对农民的支配。中国的中世可以宋元与明清分为前期与后期，其主要依据就是“名分”，地主与佃户的关系，从前期的“主仆之分”向后期的“长幼之序” 发展 ，在明清已有所谓“良田不若良佃”的说法。因一田两主制的出现而导致佃户的成熟，封建制也因土地改革而被克服。
仁井田氏还全面批判了宫崎的论点，这里只举出其中最重要的对“资本主义”与“契约”说的批判。首先，对富崎的宋代资本主义说，他指出，那种资本是称作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前期资本，宫崎只以商品流通、货币流通作为 问题 ，因而立足于这样的资本主义概念来侈谈资本主义是错误的。第二，关于“契约”，针对宫崎“地主趁人之危，利用这类佃户的弱点，残酷役使他们，这并非法制上的权力，而是资本主义的威力，而这也正是近世的特征”的说法，他批判说，首先“并非法制上的权力”，正是不法行为即加害行为；至于“资本主义的威力”这种说法，这一事实正显示了并不存在可以约束地主意志的客观标准(契约)，这里彻底暴露的正是中世地主在身份制中的为所欲为。一般认为，仁井田氏对宫崎学说的这种批评，大体是恰当的。尤其是他指出欧洲、日本、中国的封建制度(封建主义)是由共同的基础构成的，是一个重要的指示。
柳田节子试图谋求周藤与宫崎对立论点的统一。②她概括了周藤主张的宋代佃户奴隶化的依附性即身份的隶属性，或谓之落后性，宫崎所提出的自由性即纯粹的经济关系，或谓之先进性，进而认为：“尝试从地域差别加以审视的话。也就不能理解以上两种见解何以非得两者取一。”而后，她指出：先进的两浙是狭乡，呈现的是土地所有的分散化，细碎化与耕作者的分散性，在那里，佃户恐怕也从其他地主那租赁土地，而且在土地所有者转手的过程中继续耕种同一块土地，而在佃也构成佃户一方拒绝纳租的原因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若从佃户身份的依附性方面去把握。就难以理解了；而作为经济的关系，宫崎的学说正与这种先进区域相吻合。而在荆湖、四川的边境地区，却与周藤的 理论 相契合，在那里，佃户同奴隶一样，不能与土地分离，而被作为买卖、典入的对象，也被役使从事家内的徭役劳动等等，具有家内奴隶的性质，在人格上、身份上，世代相袭地强烈依附于地主。在这种地方，与先进地区的抗租成为对照，农民的反抗也采取均产起义这种古代的反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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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日]丹乔二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