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与民间组织“正当妥协”的宪政维度((5)
2015-08-24 01:38
导读：联谊会没有固定的场所，没有固定的经费，没有专职的工作人员，甚至也没有稳定的成员。大家是自由进出，宽松相处。遇有需要写写画画的事，第一任“
联谊会没有固定的场所，没有固定的经费，没有专职的工作人员，甚至也没有稳定的成员。大家是自由进出，宽松相处。遇有需要写写画画的事，第一任“召集人”仁东建就亲自“操刀”。
大家在一起，想谈的东西越来越多，而且哩，我们在一起，我们和政府打交道哩，政府可能重视一些。因为你一家一户的就没办法。所以后来就想到，干脆我们就成立一个松散的组织算啦。反正是，一个月组织一次，轮流坐庄，反正这一次开会的时候该你出钱，那咱们就到一个饭店包一个房间，大一点就行，就这么来的，就这么形成的。那应该是1997年。[64]
他们议事的地方不断变化，哪个老总喜欢哪家菜馆的口味，这家菜馆就是他们议事“办公”的场所。联谊会遇到了什么要紧事，他们也会开展“对外”活动。因为没有自己的公章，他们在“文件”的最后一页盖满了所有同意这份文件内容的商场公章——我们暂且以“福街商家联谊会”召集人仁东建之姓为名称之为“仁体”公函。但是，福街商家联谊会很快遇到了难题，有人称他们是“非法”组织。仁东建想到了起草章程，登记注册等合法化的事情。
大概98年初的时候，我专门到民政局去过，在白岭路那个地方。就是市民政局，他们答复说哩，要成立商会可以，第一，你必须是有一个单位[主管单位]来同意你，支持你。哎，主管单位，要同意你成立。第二，不能跨行业[一业一会，一地一会]，哎对，不能跨行业。他说，你们这个福街，跨行业了。不行。属于哪个单位你就拆开给哪个单位。但是我们说不能拆开啊，我们怎么能拆开？拆开就没意义了嘛！是不是？！我们没有隶属单位。[65]
尽管没有成功，但福街草根组织与福区政府之间的交往与沟通从来没有中止过。老仁作为联谊会负责人，跟“他们”——福区经贸局和福街改造办负责人——接触日益频繁。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他们说，你们是联谊会的，可以呀！因为这是个好事嘛！我们最初成立联谊会的时候，跟他们联系过。我们搞联谊会活动，也请他们来。这都是制度性的。最初改造的时候，福街改造的过程中，他们找我，也是因为我们联谊会可以代表商家的意见。而以联谊会的形式，他们又觉得好跟上级来谈改造中的意见。[66]
这话不假。福街原本无街，甚至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既没有国家的行政权力也没有民间的活动场域。在民间“造”街的历史活动中，商人先于国家力量占据着这块“领地”。当福区政府着手“打造”商业街时，面对的是数以万计的忙忙碌碌的单个生意人，没有一个可以依托的传统意义上的“行政”组织或“群众性”组织。为了工作，福区政府“官员”不得不和这个“非法”组织打交道。
我们就希望，最好有一个召集人，有一个代表人物，帮我们做召集啊，把我们的权力上通下达呀，嗯，把我们的想法变成大家的想法呀。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找个地点，到哪里开会，怎么弄。总得要有个说法，所以就慢慢产生了一个，希望有他们一个组织。在政府和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啊，就直接和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呐，一交流，他马上就可以很快的时间，很快的速度，很短的时间，把这个会议组织起来，然后我们就去表达我们的想法。然后形成一个一呼百应，形成一个召之即来，来之能开会，开会就可以办事，这样一种状态。这是我们政府当中所产生的想法。[67]
福街原来地处偏远的农村地带，改革开放后原有的农村民间习俗和世俗力量迅速退出主流文化；新生的工业文明还没有来得及产生，又被紧随其后纯粹外来的商业气息冲得烟消云散。而且，新建立的
行政管理机构面对的是更多的外来人口、更快的人口流动、更大的私人资本、更高的经济外向度等等变动因素。可以想象，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难以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来，即便建立起来也会因缺乏文化积淀的支撑而难以运转自如。受政府委派到福街专门负责管理服务工作的第一任主任白山军，也是福街唯一的政府官员，他很快发现，自己初来乍到，对什么情况都不了解，而已经活跃在商业街的福街商人联谊会倒是愿意帮助他开展工作，这自然是他求之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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