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与民间组织“正当妥协”的宪政维度((7)
2015-08-24 01:38
导读：当时到会的政府职能部门的客人有8人，超过了预定的计划。他们是：区经贸局副局长马界凡，区经贸局右文富，区经贸局华右水，区技术监督局副局长、
当时到会的政府职能部门的客人有8人，超过了预定的计划。他们是：区经贸局副局长马界凡，区经贸局右文富，区经贸局华右水，区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创建办副主任俞大海，福街服务中心主任白山军，佛荔派出所李月草所长，以及杨强如、王利军两名警员。到会的还有4家南方市新闻媒体的客人，他们是南方特区报、南方晚报、南方电视台张晓东和谢立新、南国都市报宋雨虹等。筹委会“自家”成员、商场代表11人，他们是：华侨商城的关赛男，德电公司的白沪南，南方小天使乐园下属的南方绅士之家商场的尹永安，福商电子世界商场的江芙蓉，仕女之家商场的仁东建，全球电子城商场的文德才，七星商业广场的黄弘扬，巨商集团的郭飞，好再来时装城的管辉，蓝天商场的王炯。但关草国没有签到，可能是他忙于接待到会的客人，竟忘记了自己签名，原定的创新名电商场的代表则没有到会。加上筹委会专职秘书李俏妹，总计会议有24人在场，难怪李俏妹说是坐满了两桌人。
福街商家联谊会从此“发达”起来，还争取到了2001年春节户外商业促销活动的难得权利。但是由于联谊会自律不严，导致了严重的商业混乱，加上关草国过于激进的一些做法，引起了福区政府个别领导的不悦，因此福区民政局白主任前来查问联谊会“非法”的事情。此次查问仍是开明式的“警告”，并没有责令联谊会解散。使福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组织衰退的是关草国自己经营的藕香塘商场破产，与他本人在福街商人群体中“卡理玛斯权威”的消失。[71]福街草根商会曾因此“休克”半年多时间，但很快，福街商人的自我认同再次唤起了他们结社的欲望，因为福街里地方政府权威日益强大和重建，商人们愈益感到“捏在一起才有份量”[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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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任“召集人”白沪南开始正式登上福街的政治场域，他把自治组织改名为福街商家协会。白沪南是福街草根商会的“三朝元老”，他具备了在福街“挑头”的良好条件：有极好的人缘，与所在公司德电商场“老板”亲如兄弟，德电公司又是全福街创建最早、最成功的特大商场之一。2002年7月他出任“召集人”之后，福街里的民间力量与国家权威始终处在合作、协商的良好状态。这种互动关系的形成，并无法律的依据，但为双方所认同，形似“放寮”——黎族男女在自由恋爱上一种普遍风行的特殊风俗。[73]福街商家协会聘请的专职秘书梅盛林十分敬业、能力很强，她通过与福区政协主席鲁思凡的沟通与互动，使福街商人突破了实行一年半之久的户外商业促销活动的“禁令”。梅盛林与鲁思凡之间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基层民间组织的成长，发挥了“社会炼金术”[74]的重要作用。
福区政府对于福街商业发展状态越来越肯定，它已经是福区最为重要的税源地。但南方市既没有调整原先把福街建成工业区的纸上“规划”，又没有把实际开始的商业街规划权力“下放”给福街商人，结果是福街商人也不愿接受没有自己参与的福街改造方案。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权威的规划，由于福街私营经济占居绝对的控制地位，它不能在实际工作中顺利推行。因此，福街的规划，由于国家权威与民间力量的思路始终不能完全合拍，至今仍处于不断谈判、不断争执的“拉锯战”中。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福区政府第二次规划还没有完成，第三次规划又应运而生。福街管委办第二任主任柯家凡上任后，国家权威开始了全面复制传统管理体制的实施工作，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收编”福街草根商会的“商会规划”。与此同时，福区总商会也主动改变工作思路，创造性地制定了若干有利于福区工商类型民间社团注册的相关政策，并启动大力扶持“自行发起、自选领导、自筹经费、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民间商会规划，下达了2004年建立包括福街商会在内三个民间商会的政治任务。这样一来，福区总商会与福街管委办，都以自己的独特政治理念诠释了民间商会的性质与功能，形成了两套不同的“商会规划”体系。但是，规划的对象——福街商家协会——并不倾向于任何一家官方机构，他们要坚持自己办商会的独立性。这样，围绕着尚未着落的“商业规划”，和新一轮的“商会规划”，地方政府与民间组织、地方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再次展开了既有合作又有分歧的对话协商活动。地方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这种“正当妥协”，即使在2004年12月底福街商家协会注册登记后，也一直是福街社会生活中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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