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与民间组织“正当妥协”的宪政维度((8)
2015-08-24 01:38
导读：四、讨论：“风俗”离法治国有多远？ “当一种社会行动取向的规律性有实际存在的机会时，我们称它为‘习俗’。如果这种机会在一群人中仅仅是由于
四、讨论：“风俗”离法治国有多远？
“当一种社会行动取向的规律性有实际存在的机会时，我们称它为‘习俗’。如果这种机会在一群人中仅仅是由于反复操练而产生的，假若这类操练是基于长期习以为常的结果，习俗将称之为‘风俗’。”[75]福街商家自治组织和福区政府机构的对话与协商，构成了福街的“习俗”和“风俗”。在弱国家权威、弱社会网络的场域里，差序格局[76]似乎失去了“法力”，商人们演化出了适于福街的游戏规则和场域惯习。[77]传统乡土社会里萎缩的国家法与兴盛的民间法现象[78]在现代商业生活中得到“复活”。现代新兴商业圈里的自我认同与共同体行动，同样产生了某种微妙的公众舆论和心理机制，和人们共同遵守的富有弹性的“民间规范”[79].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团体发展过猛，暴露了相关法律体系和政府管理手段相对滞后的不足。迄今我国尚无关于商会的法律法规，现有的三个暂行条例，其思维并没有脱离计划经济观念和体制上的束缚，[80]仍是政府单向控制路径。[81]本文所倡导的地方政府与民间商会在平等基础上的交往行动与协商对话，即在于变过去沿用的政府单方对社会的控制，为现在政府与社会的双向对等谈判。在此基础上，政府既进一步“放权”，同时也获得更多社会认同；民间组织既获得更多政府支持和活动空间，同时也能被有效置于政府治理之下。
受中共十三大报告影响，国内学者曾提出社会协商对话的初始概念，并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了研讨的热潮，[82]此为“正当妥协”的地方性宪政因素之发端。学界认为，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中，政治沟通的健全与否及其沟通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程度，关系到政治生活的运行是否健全，关系到决策的科学化和社会的安定团结。[83]新世纪以来，该领域的研究似有复兴之势，官方学界普遍认为：建立协商对话制度，是发挥非政府组织作用的重要渠道；在这个大背景下，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有利于应对各类突发事件，有利于社会监督，有利于提高中国开放社会的国际形象。[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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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八年的福街商人自治活动，一以贯之的就是他们协商民主的形式。代议制民主无法对商人自治组织作出制度性安排，福区政府与福街草根商会又强烈需求双方互动，这只能在协商民主的基础上谈判对话。协商民主范式允许民间组织在交往行为中与其他权利实体包括政府机构产生互动关系，[85]并构成“正当妥协”的宪政因素；又允许国家与社会通过偏好转换而非偏好聚合，在对话协商中将偏好转向公共理性。[86]在建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方面，协商民主是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87]
然而，即便是权威的协商民主论者，也承认此一理论的现实化途径存在诸多困惑，如协商双方地位不等、协商公正性难以确立、协商结果无法保障等，[88]这也是本文提出“正当妥协”的地方性宪政经验的局限性。福街商人的自治经验，虽然得到福区地方政府的默认，但仍不是法律上的接纳和政治上的认同，而仅是双方暂时的偏好转换。如何扩大“正当妥协”的地方性宪政经验，并从法治国的政治层面加以追认，这正是建构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所面临的艰难课题。
注：主要内容已发表于
北京大学《
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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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是在对南方市某区某商业街商人自治组织的田野基础上，对所整理资料的初步分析。本人在田野期间和其后写作期间，得到过福区有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和该商业街商人自治组织三届主要负责人、有关工作人员的鼎力相助，特此表示感谢。按学术贯例，取学名某商业街为“福街”，南方市某区为“福区”，文中所涉人物均为学名；福街商人自治组织经历了福街商家联谊会（“诉苦会”）、福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福街商家协会等三种形态，文中统称“福街草根商会”，以与2004年底合法化后的“福街商会”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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