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亚儒家思想史脉络论「经典性」的涵义(2)
2014-04-30 02:02
导读：经，纶，皆治丝之事。经者，理其绪而分之；纶者，比其类而合之也。经，常也。大经者，五品之人伦。大本者，所性之全体也。惟圣人之德极诚无妄，故
经，纶，皆治丝之事。经者，理其绪而分之；纶者，比其类而合之也。经，常也。大经者，五品之人伦。大本者，所性之全体也。惟圣人之德极诚无妄，故于人伦各尽其当然之实，而皆可以为天下后世法，所谓经纶之也。其于所性之全体，无一毫人欲之伪以杂之，而天下之道千变万化皆由此出，所谓立之也。其于天地之化育，则亦其极诚无妄者有默契焉，非但闻见之知而已。此皆至诚无妄，自然之功用，夫岂有所倚着于物而后能哉。
朱子上文中所说的作为常道的「经」之特征在于「无一毫人欲之伪以杂之，而天下之道千变万化皆由此出」，这种作为形上之理的「经」，是朱子心目中「经典性」的要件。
朱子从形上的「道」界定「经典性」，代表东亚儒者心目中「经典性」的一个重要面向。程颐（伊川，1033-1107）就说：「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谓之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也。」宋人罗处约（思纯，960-992）也说：
六经者，《易》以明人之权而本之于道；《礼》以节民之情，趣于性也；《乐》以和民之心，全天真也；《书》以叙九畴之秘，焕二帝之美；《春秋》以正君臣而敦名教；《诗》以正风雅而存规戒。是道与六经一也。」
在许多宋儒心目中，所谓「道与六经一也」的「道」，具有纯粹的形上学性格。
德川时代日本儒者中，倾向从形上学界定「经典性」的多半是阳明学者，大盐平八郎（中斋，子起，1794-1837）是一个代表人物。大盐平八郎主张经典之特质在于其言「太虚」与「理气」：
或曰：「于经明言虚，有乎？」曰：「有。《大学》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这两个『容』字，心之量也。心之量，非太虚而何？《中庸》曰：『语大天下莫能载焉。』又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其大也，至也，此非太虚而何？孔子曰：『君子不器。』又曰：『吾道一以贯之。』『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又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其不器也，一也，绝四也，空空也，屡空也，天何言也，此皆非太虚而何？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浩然也者，非太虚而何？而易书诗礼春秋亦及其至矣，则皆不外于太虚之德也。《易》曰「太极」，《书》曰：『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诗》亦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礼》曰：『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春秋》曰：『春王元年。』其太极也，有极也，无声臭也，无声体也，元也，此皆亦非太虚而何？此凡所举，经之明征也。子犹疑之乎？呜呼！太虚之妙，不可言述者也。然而了理气合一，则太虚亦惟理气焉耳。如离理气，而言太虚者，非四书五经圣人之道也，学者宜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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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东亚思想史观之，从形上学面向界定经典性，《易经》的地位必然会获得提升而成为经典。在春秋时代一般人心目中的经典是《诗》、《书》、《礼》、《乐》等书，例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赵衰曰：「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子罕》：「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皆以《诗》、《书》、《礼》、《乐》为经典，《庄子‧天下》云：「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可见这类经典之传习以鲁国一地为尤盛。到了战国时代（403-222B.C.），经典的范围扩大，《庄子‧天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庄子‧天下》解释「六经」之主要内容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礼记‧经解》更进一步引孔子之言阐释「六经」的政治社会文化作用说：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
《易经》在战国时人眼中已跃为「六经」之一，太史公论「六经」之功用，亦以《易经》为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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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着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从汉代以降，经典的范围颇有变化扩大。在经典范围的扩大过程中，《易经》之成为经典具有指标性之意义，诚如陈昭瑛近日所说：「《易》的加入，使此后儒家对『经典性』的界定起了变化，即在『人道』之上别重『天道』。于是由『人文化成』的意涵引申出宇宙论、形上学的意涵。『经典性』不再局限于『人道』，而及于天、地、人三极。」总而言之，《易经》之成为经典，不仅是从形上学界定「经典性」的必然结果，而且，东亚思想界所开展的《易经》诠释，更大大地开拓了「经典性」的形上学面向。
（3）心性论的内涵：东亚儒者所定义的「经典性」的第三个面向，就是心性论的内涵。东亚儒者从这个角度定义经典的，当以中国的王阳明（守仁，伯安，1472-1528）与日本朱子学者林罗山（忠，信胜，子信，1583-1657）的言论为其代表。
经，常道也。这是从汉人崇尚「五经」以后，人人共谕之义。《广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