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亚儒家思想史脉络论「经典性」的涵义(3)
2014-04-30 02:02
导读：「经，常也。」《尔雅义疏》：「经者，理也。」《广雅》：「经，径也。」《释名》：「径，经也，言人之所经由也。」汉代人习以经典并称，《汉书孙
「经，……常也。」《尔雅义疏》：「经者，理也。」《广雅》：「经，径也。」《释名》：「径，经也，言人之所经由也。」汉代人习以经典并称，《汉书‧孙宝传》：「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着于经典。」《后汉书‧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又〈朱佑传〉：「宜令三公，并去大名，以法经典。」又〈赵典传〉：「赵典，字仲经。」义取相应。《释名‧释典艺》：「经，……可常用也。」亦谓经即典耳。经典合称始于汉代，因二字可互训，如《尔雅》：「典，经也。」就其原意而言，典指重要书籍或大型书籍，此与经所代表的二尺四寸之官书含意一致。而随着「经」之训常，「典」在汉代亦有常法之意。刘熙《释名》：「经，径也，常典也，如路径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张华（茂先，A.D.232-300）《博物志》：「圣人制作曰经，贤人著述曰传。」皇侃《孝经序》：「经，常也，法也。」刘勰（彦和，约A.D.464-522）《文心雕龙》〈宗经篇〉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都是以经典为永恒之常道。
但是，直到十五与十十六世纪之交的王阳明，才雄浑有力地指出经典所承载的不易之常道之意涵。王阳明在〈尊经阁记〉中，这样界定六经的「经典性」：
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行焉，所以尊《春秋》也。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王阳明将经典中的常道界定为「吾心之常道」，也就是从心性论界定经典性。经典之所以能够超越时空之限制而「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或变者」，乃是因为经典中的「道」皆可一一具存并印证于每一位后代诠释者的「心」中。
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的林罗山（1583-1657），是日本朱子学派儒者，他排击佛教与耶稣教，提倡神儒合一，也主张理气合一论。罗山出于藤原惺窝（肃，敛夫，1561-1615）门下，家中藏书甚丰，遍读群经，对《四书》及《五经》均尝撰题跋，深感日本学者「皆拘于训诂，不能穷物理，殆数百千岁然」，于是大力提倡朱注。他认为《论语》一书「微程朱，天下茅塞矣。朱子集诸儒之大成，接不传之遗绪，于是乎集注出焉，读《论语》者，舍集注其何以哉？」
就林罗山有关经典的言论观之，林罗山大致主张经典作者之心与读者之心可以相印证，他说：
四代之书者，圣贤之心画也。读者能得其心，则其于天下如示掌乎？谓之书与我不二也耶？
那么，经典中最重要的思想内涵是什么呢？林罗山说：
万物各有事，每事各具理，理乃心性也。心与性，元一也。拘于形气，蔽于私欲，不能一之，是以圣人着《大学》书教人，欲使其心与理不二，而后指示曰：「致知在格物」，格物之义，大矣哉！今崇信程朱，乃以格物为穷理之谓也，庶乎其不差焉。古人云：之他道者，谓之异端。由是言之，不之程朱之门者，异端之格物也耶，从此门而入，则殆及于孔门宜哉。
罗山主张包括《大学》在内大部分儒家经典都是教人「心与理不二」。换言之，儒家经典的内涵在于心性论。他从心性论界定经典性。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综合本节所论，我们可以说：东亚儒者大致从政治学、形上学与心性论三个角度界定「经典性」。从发生历程来看，经典的政治学内涵最早被认识，汉儒常从社会政治作用之角度看经典。《尔雅》：「典，经也，威则也。」《释名》：「五典，典，镇也，制教法所以镇定上下，差等有五也」，汉代训诂之书对经典的解释，已透露汉儒从社会政治角度看待经典之倾向。到了公元第十世纪以降，「经典性」才被学者从形上学与心性论的角度加以定义。「经典性」之定义与内涵的变化，不仅透露不同时代的思想气候与不同儒者的思想倾向，而且也使许多以前较不为人注意的著作如《易经》取得经典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