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亚儒家思想史脉络论「经典性」的涵义(6)
2014-04-30 02:02
导读：以「闻见之知」释「之」字，将孔子「一以贯之」的「道」的内涵，从朱子学中作为形上之「理」的「天道」，拉回到人间，赋予心性论之内涵而成为人之
以「闻见之知」释「之」字，将孔子「一以贯之」的「道」的内涵，从朱子学中作为形上之「理」的「天道」，拉回到人间，赋予心性论之内涵而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人道」。
综合本节所论，我们从东亚儒者对孔子「吾道一以贯之」一语的诠释言论中，可以看到社会政治论的、形上学的、心性论的三种诠释进路，在东亚儒学诠释史上都有儒者加以运用，从经典文本中别创新解，这三种诠释进路各得经典之一体，并与东亚儒学史脉络所定义的「经典性」遥相呼应。
四、结论：儒家的「经典性」的再思考
本文尝试从东亚儒学史的思想脉络，厘清构成儒家「经典性」的主要质素。本文第二节指出儒家的「经典性」包括三个主要面向：社会政治性的、形上学的、心性论的内涵。本文第三节也指出：儒家的「经典性」依这三个面向而被定义，儒家的「经典」也在这三种思考进路中获得诠释。
现在，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是：儒家「经典性」的三大界面之间如何划清其界限？这个问题之所以值得深究，乃是因为所谓「经典性」，并不是经由经典本身努力而获得，而是由后代的「知音」（经典诠释者）对经典予以定性，并加以定位。我们上文的论述已说明，「经典性」之取得关键在于后代诠释者这项事实。但是，如果后代的经典诠释者才是建购「经典性」的主要动力，那么，「经典性」的界限之厘定，就成为极其复杂的问题了。
「经典性」的界限之所以复杂而不易厘定，原因很多，但以下列两项原因最为重要：第一，儒家经典中「道」有其普世性。诚如王阳明所说：「经，常道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儒家经典中的「道」的普世性更是超越华夷界限，德川日本阳明学者佐藤一斋（坦，大道，1772-1859）说：「茫茫宇宙，此道只是一贯。从人视之，有中国，有夷狄。从天视之，无中国，无夷狄。中国有秉彝之性，夷狄亦有秉彝之性。」儒家经典中这种超越人我、古今、夷狄界限而深具普世性的「道」，人人皆可求而得之、安之、乐之、舞之、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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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东亚儒者解经相当强调以解经者之「心」遥契经典作者之「心」。陆象山说「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亦只如此。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张载（横渠，1020-10277）甚至提倡以「心解」之方式解经，他说「心解则求义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目明者，万物纷错于前，不足为害；若目昏者，虽枯木朽株，皆足为梗。」佐藤一斋也强调以「心」解经说：「经书文字，以文字注明之可也。意味则当以我心透入得之，毕竟不能着文字。」又说：「穷经须要考据于此心，引证于此心。如徒就文字上考据引证，辄谓穷经止此，则陋甚。」东亚儒者所提倡的这类解经方法，洋溢着「自由的」（”liberal”）精神，因诠释者的个人具体而特殊情境的不同，而对经典提出不同的解释。陈昭瑛最近很有创意地将传统儒家的「经」「权」概念，运用到经典诠释学上，她说：
放在经典诠释的脉落，我们可以说「经、权」关系中的「经」相当于经典的文本本身，是「一」，是「原」，是掌握一切变化的基地；而「经、权」关系中的「权」，即上面引文中的「应变」、「尽变」、「持万」，相当于对经典文本所作的各种诠释。诠释是依于经典，又依于诠释者的具体情境，就像《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一段对「权」的描述。诠释者因其特殊的历史情境或独特的个人意向而对经典文本的意涵进行某种修正或特殊诠释，就如同面临嫂溺情境而不顾逆经援之以手的「权」的作法。
我可以同意：如果经典文本是「一」，经典诠释应是「应变」、「尽变」。在这个意义上，经典诠释行动是一种「体常而尽变」的思想创造事业。在「权变」而多样的解释之中，如何建立「经典性」呢？更具体地说，在以上所说经典中「道」的普世性格，以及解经者诉诸「心解」的诠释方法交互作用之下，经典诠释充满「权变」精神，于是，儒家经典的「经典性」就具有高度的「游移性」。如此一来，「经典性」的界限如何厘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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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典性」的界限之问题，比较乐观的人也许会建议以古圣先贤的言行作为划定界限之标准。西汉末年的杨雄（53B.C.-A.D.18）所撰的《法言》就有以下一段对话：
或问「道」。曰：「道也者，通也，无不通也。」或曰：「可以适它与？」曰：「适尧、舜、文王者为正道，非尧、舜、文王者为它道，君子正而不它。」
杨雄主张以尧、舜、文王之言行作为划定儒家经典之正统性的界限。注解《法言》的汪荣宝（衮甫，？-1933）引申杨雄之意说：「孔子作《春秋》，口授弟子，大要在乎法尧、舜，述文王。〔…〕自余衰周诸子，若农家者流为神农之言，道家者流为黄帝之言，墨家者流为夏后氏之言，舍尧、舜、文王而依托古圣，别立宗旨，则董生所谓非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子云所谓它道也。」汪荣宝的申论可称善解。但是，汪荣宝仍未能完全却除「经典性」的「游移性」之疑虑，因为孔子「法尧舜，述文王」之意，仍有待于后代「知音」之「心解」才能加以解读，而解经者之「心」则极具自由性与动态性，诚如司马光（君实，1019-1086）所形容：「夫心，动物也。一息之间，升天沉渊，周流四海，固不肯兀然如木石也。」解经者的「心」一息之间可以升天沉渊，因此，经典的「经典性」也必然有其「游移性」。这种「游移性」正是深植于经典中的「道」的普世性与诠释者的「心」的动态性之中。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许可以说：儒家经典的「经典性」及其诸多内涵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因为「经典性」的界限之想象性的或人为的成份，实大于其实体性之成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