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亚儒家思想史脉络论「经典性」的涵义(4)

三、儒家的「经典性」之三个面向间之关系
    上节的讨论很自然的激发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在社会政治内涵、形上学内涵以及心性论内涵中，那一种内涵是东亚儒者所认知的「经典性」中最重要而居于首出地位的特质呢？

（一）儒家经典的特质
    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想首先指出：上文所说儒家经典的三种内涵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三者之间并不是互相排斥而不可并存之关系，因为在儒家经典中，「社会政治论」、「形上学」和「心性论」三者常互相渗透，构成不可分割之整体。朱子手定《中庸》第二十章是一段具有代表性的文字：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孔子在这一段话中说政治之本在于人，人必须修身以道，「知人」必须「知天」。换言之，人之存在的社会政治面向（「政」）、形而上的面向（「道」）以及心性修养的面向（「修身」）三者，虽然可加以区别但却不可分离。
儒家经典中这三个面向之所以「不杂」但却「不离」，最重要的原因是：儒家经典的内容是圣人及其门徒的心灵对话纪录，而不是像《圣经》是人与神对话的纪录。在儒家经典中，与经典作者对话的「他者」（the “other”），是人而不是神，是生存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的人，他所关心的是尘世间的社会政治经济事务，诚如陆九渊（象山，1139-1193）所说：「儒者虽至于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皆主于经世」，儒家经典洋溢着强烈的经世精神，儒家经典的作者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高人逸士，而是心系国计民生、忧国忧民的知识份子。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但是，所谓「经世」的主体却在于「人」，《中庸》第二十章云：「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人」是经世事业的出发点与终结点。在儒家经典中，「人」是「天人合一」脉络中的「人」，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儒家经典中的人论与天论。
    首先，儒家经典中的「人」并不是一度空间的人，「人」之存在有其超越性的、宇宙论的根源，《论语‧为政‧4》孔子自述「五十而知天命」，《孟子‧尽心上‧1》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均是就人之存在有其博厚高明的超越性而言。其次，儒家经典中的「天」并不是「自然之天」、「人格神之天」、「意志之天」，但却又略具以上三者的部分投影。儒家经典中的「天」与「人」共生共感，互渗互动。渺不可知而敻乎其高远的「天」意，处处可于人事兴衰与世运递嬗之中窥见其消息。我们可以说，儒家经典中的「人」具有「天人合一的」（anthropocosmic）的秉赋，而「天」则既有本体论的而又有其实存的（onto-existential）的性格。

（二）以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诠释为例
    正因为儒家经典中具有以上所说的特殊性，而且经典的社会政治面向、形上学面向以及心性论面向绾合为一，所以东亚儒者常常在同一部经典之中，读出不同的意涵。在思想史或经典解释史上，不同的经典解释意涵之间，虽然互相争胜，但是在哲学上，不同的诠释意涵之间却各得经典之一体，未必此是而彼非。我们以东亚儒者对《论语‧里仁‧15》「吾道一以贯之」章的解释为例加以说明。
    儒家经典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就是「道」。孔子毕生慕道求道，欣夕死于朝闻，他求道之心的坚贞，使颜子叹欲从而末由。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又鼓励学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但是，孔子所向往的「道」之内涵又是如何呢？孔子很少加以定义，但曾两度以「一以贯之」形容他自己所抱持的「道」。《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这两段《论语》原典中的「一以贯之」的涵义，「自汉以来不得其解」，东亚儒者对「一以贯之」一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代学术中汉宋之争的问题点之一就是对「一以贯之」含意的争辩，我们扣紧本文主题，看看孔子「一以贯之」的「道」，如何被东亚儒者赋予不同的解释。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孔子所说「吾道一以贯之」这句话，东亚儒者大约有三种不同的解读：
    （1）社会政治的解读：第一种解读主张所谓「一贯」之「道」就是指「忠」「恕」等政治及社会行为的规范而言。清儒王念孙（1744-1832）、阮元（1764-1849）、洪颐（筠轩，1765-1833）等人都引《尔雅‧释诂》「贯，事也」，《广雅》「贯，行也」，以论证孔子之「道」指社会政治行为而言。德川时代日本儒者伊藤仁斋的言论，在社会政治解读方式最具代表性，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