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的二重化权力空间与权力的空间控制技术—(2)
2015-03-04 01:09
导读：除了教堂礼拜的钟声和神职人员外，体现毛村浓厚宗教社区特性的还有村中活跃的宗教精英。宗教精英指教民组织的首领。毛村教堂在当地有三个教民组织
除了教堂礼拜的钟声和神职人员外，体现毛村浓厚宗教社区特性的还有村中活跃的宗教精英。宗教精英指教民组织的首领。毛村教堂在当地有三个教民组织，一是“圣教会”，协助教会传教和举办公益事业，是联村组织；二是“老年善终会”，组织老年教民参加教会活动；三是“圣家仁爱会”，组织青年教民教义和农业，组织文化娱乐活动。后两个是村内组织。会长们利用教会搭建的舞台，赢得了比一般村民更多的面子和权力，也有着比一般村民更强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成为村中的一类精英人物。毛村的宗教精英主要有“圣教会”会长白清、乔志、刘明，“老年善终会”会长王山，“圣家仁爱会”会长高华，副会长卜忠、高平、白玲（女），郭荣。这些人很多在生产队当过干部，他们作为宗教精英重新进入村庄公共生活，部分反映了正式权力的组织的衰弱。[5]而他们在村庄公共事务中的态度偏向，直接影响到经营这些事务的组织的合法性及其权威。
毛村行政社区和宗教社区二重化的事实在解放后逐步形成。这中间伴随着国家行政力量对农村的逐步深入，也有宗教势力的复兴与逐步强大。天主教80年代中期在村中恢复后，教堂得以重建，教会接受海外捐赠的渠道开始畅通，在其道德权威之外，开始具有了金钱的力量。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毛村有着迫切的公益需求。而哪一组织能满足这一需求，谁就将赢得其作为组织存在的合法性。但对毛村的两类组织来说，谁也无法单独举办公益。村委会无钱，而教会则无在体制内举办公益事业的名分。故本来没有关联的两类组织开始了亲密的合作，以后激烈的冲突也因举办公益而起。二重化社区的两重权力的交叠，已使我们对该村任何一个公共事件的理解都不能离开两者之间的关系。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90年春，方争取到县改水办的资金，加上村民自筹，开始修建自来水厂。水塔于当年建成，随后几年铺设管道。这时的教会并不十分有钱，本堂神甫张神甫除和其他吃水户一样，交200元以外，只额外捐了200元。随后教会有了钱，先后在邻近的沙村、梁村、金村、桥村捐建水厂，而且捐资额都在10万元以上。这引起了村内正式组织和毛村部分村民的不满：教会生在毛村，长在毛村，首先要把毛村学校办好。苦于没钱办事的村委开始寻求与教会的实质性合作。93年春天，方、苗和张神甫商议，两家共筹资金，合办当时校舍不足、无力维持的毛村小学。村委会出土地和木料，其余费用由教会出。93年秋季，新校建成，起名“育英小学”。方任校长，教区童主教任副校长。方利用教会的资金提高了自己权力的合法性，教会也在修校中增强了对社区事务的影响力。这一时期是村委会与教会合作的蜜月期。
但裂隙自一开始就潜伏着。这主要源于试图通过举办公益扩张各自权力的两类组织抱负之间的冲突。而宗教社区中宗教精英的道德评价则左右着双方的力量对比和交锋。宗教精英在帮助教会举办公益事业的过程中逐步拥有了某种类似于村干部的“当家人”意识，有着很强的对公共事务发言的欲望。而他们对宗教教义的诚信与实践，使其对公共事务评价的道德色彩更加浓厚，无论其是出自对其争辩原则的真诚维护，还是假借这一文化资本谋求自己私利。宗教精英成为社区中强有力的道德仲裁者。而因无缘进入正式权力组织，又与教会有着天然道德认同的生存状态，他们更易成为正式权力组织的一丝不苟的批评者。
1996年春，村委为扩建学校又拨给教会10亩地。因资金一直不到位，教会暂时在10亩地上种了玉米，而且传话出来，不能象原来承诺的那样修楼，只能建平房。为迫使教会尽早修楼，方扬言，如再不动工，村委会就将收回建校土地。10月份，眼看玉米就要成熟，教会提前十几天收获了玉米，以防村委抢收。而且，在一些宗教精英和素来对方不满的村民鼓动下，开始拉围墙圈地。为阻止教会修墙，村委以切断教会水电供应相威胁。一时间，村中矛盾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