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的二重化权力空间与权力的空间控制技术—(3)
2015-03-04 01:09
导读：反对方的部分宗教精英、部分村民、部分学校老师开始聚集在教会和学校里商议“倒方”。他们收罗方的罪状，频频上访。村委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恰在
反对方的部分宗教精英、部分村民、部分学校老师开始聚集在教会和学校里商议“倒方”。他们收罗方的罪状，频频上访。村委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恰在此时，陕西省第三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在全省铺开。在毛村所在县，这是第一次由全体村民直接选举村委会成员。
围绕选举进行的权力空间控制
一、选举前权力的空间定义控制
为解决建校中的纠纷，96年10月的一天，榆林地区的前任老主教王主教来到毛村。方、苗与王主教谈判。在童主教的
办公室里，双方发生争执。王让方、苗“出去”，方、苗则让王主教“起身、滚。”来到教堂院子里，年迈的王主教说：“我驻中华民族的地，我不走。”苗说：“这是我管辖地。”王主教则说：“这是我教民的地”。看来，对毛村这个村庄，双方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在王主教眼里，毛村是他的教区，在这个宗教社区里，虽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但传教的神圣事业已使他将毛村视为其权力行使的当然领域，而包括村支书、村主任在内的村民则都是他要寻找的迷途羔羊。身为村干部的方、苗，则仍将王主教这个文革中的“反革命分子”视为自己辖区内的异己力量，教会在毛村只是要加以利用的一个财源，而自己则是毛村人理所当然的父母官。但许多虔诚的教民（村民）对方、苗两人骂王主教的“老特务”、“老坏孙”已不再认同，在他们心目中，主教倍受尊敬，神圣的宗教情感不容亵渎。如此放肆的言谈进一步败坏了方在宗教精英和部分村民中的形象。
96年11月15日，在教堂又发生了一次两类权力的相遇。这天，修墙又在一些教民的鼓动下重新开始，参与者一、二十人，主要是一些宗教精英、虔诚的教民和学校教师。下午，早已风闻毛村风波的乡党委书记张来到毛村教堂。张对童主教说：“村民与方的矛盾，作为主教，你最好不要参与。”童说：“这是群众自发修墙，我不管。”这时，外面修墙的十几个村民涌进主教房间，纷纷告方的状。张说：“教会不是个打官司的地方，天已经快黑了，今天没时间，你们有材料吗？”村民答：“有。”张说：“你们派三个代表，到乡上去告。”村民同意，但追问：“有一件事书记今天您能解决，围墙是群众自发修，为什么不让修？”张说：“自发修，为什么不让修，为了建校修围墙，修好了，我还给你们敲锣打鼓举行仪式。”村民兴高彩烈出去，说，“张书记是个青天。”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张在此中应对，可见三点：第一，张知道自己在主教的房间，身处教会的权力空间，对教会上的事，自己不能多管，故张只把事情说成“村民和方的矛盾”，这是对事件性质的一种主动界定，以使主教侧身其外，并减弱方承担的道德压力。第二，打官司要到乡政府去打，教会只是传教的地方，这是对空间中权力关系性质的一种主动定义，意在进一步切断村民对教会道德和文化资本的借用。第三，告状要派代表，并到乡政府去告，这是构建起自己在正式权力运作知识方面的优势，使乡政府成为村民解决中不可绕过的一方。在教会这个他者权力的空间中，张力图割断村民与教会权力之间的联系，并始终重建并加强自己在教堂这一空间中可能削弱甚至消失的乡党委书记身份，强化自己在正式权力知识方面的优势，并成功地“生成”乡政府在村内纠纷中的裁判者地位，从而“打压”教会和村民的权力优势。让村民修墙，则在村民面前使乡政府和方划清了界限，使自己站在了中立者的位置，这固然有其不宜介入的考虑，也是为了使乡能保持静观事态的主动权。离开教堂后，张思忖修围墙是“为教会办事的人施的一计”，想激化教会与村委的矛盾，从而激起村民对方的不满。当晚，张找人给方和苗捎话，点明修墙是一“圈套”。“圈套”一说马上说服了方、苗，村委自此不管。围墙几天后修起。
被乡党委书记张允许修墙，无疑增加了上访者的信心。第二天一大早，人们在学校围墙上看到了一张写着打油诗的大字报，诗中列举了方的十大罪状。诗中“毛村有个方矛盾”一时被广为传播。言下之意，唯有去除方这个“矛盾”，毛村才能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