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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的二重化权力空间与权力的空间控制技术—(7)

2015-03-04 01:09

　　二是村间关系的“中心一边缘”二重化。在含有几个自然村的行政村中，由于人口、土地、大小姓聚落、村外联系、村内团结等方面的不同，各自然村的影响力是不同的，表现在正式权力关系中，即不是哪一个村都能出村干部尤其是村主要干部。那些在每届村政权力组合中都出主要干部的村就是村庄正式权力关系中的“中心村”，而很少出或不出村干部的村则是依附于中心村的“边缘村”。选举可使中心、边缘的不同权重发生变化。这种“中心一边缘”的划分和转化可以使我们进一步建立起对行政村权力关系立体化的动态的理解，树立稳定的村庄权力结构是一种非均衡组合的观念，从而突破对村庄权力结构的平面化、均衡化的理解。

　　以上两种二重化权力空间现象的界定，是对村庄性质理解的新进展，表明目前的村庄内权力关系已迥然不同于费孝通所描述的“教化权力”或“长老统治”，也不纯粹是民族国家内部的行政权力。这种对村庄的理解也可以使人们更真切和深入地乡村治理和乡村选举。比如，“中心——边缘”的区分及其变动可以用来透视村庄的社会；对何因素造就“中心——边缘”两极局面的分析，可以映射出国家对农村社会治理的倚重力量。国家在农村的治理不仅依赖着以暴力为后盾的正式权力，也在利用社区内部不同自然村之间的自然物质条件和血缘地缘状况的落差。

　　二、权力的空间控制技术

　　加芬克尔（Ganfinkel ）的“场景”（setting ）概念试图揭示场景本身就是行动的一部分，场景本身和行动一样是社会成员通过努力构成的“成果”。孙立平则在此基础上，提出“情境建构”，即在既定情境存在的前提下，情境中的行动者努力改变和重构情境的过程。[13]下面要提出讨论的“权力的空间控制技术”，类似于孙立平的“情境建构”，但更强调其作为权力技术的一般性，而且想用“空间”一词描述更多的非面对面的权力关系的互动现象。

　　毛村体现出的村落空间特性（二重化社区和“中心——边缘”分化）既是各种权力关系的寓所，也是各种权力关系的直接的空间表现。在社会行动的展开过程中，又同时构成行动者行动或权力运作的既有环境。但是对于这一空间，行动者或权力不是被动的，他们会主动寻求定义并强化于已有利的空间性质，绕开、弱化对己不利的空间性质，并通过这种对空间的控制来控制对方。这就是笔者想说的“权力的空间控制技术”。

　　如二重化空间中对于己有利的空间性质的定义与强化。教堂里张书记与童主教和村民的博奕是一典型的例子。对于非正式权力空间的强化、利用，在中国村落社会的生活中有着大量的表现。在村落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是面对面的接触，农民熟悉的是私人之间的关系。而作为这一社会中生长出的干部，他们不但拥有来自国家的授权，熟悉正式权力运作的规则，而且也是村落空间中成长起来的能干人，对于私人性关系的处理也是高手。这就使他们能够熟练运用两套知识、两种权力技术。宗教精英和随后的上访精英们在综合采用两套知识方面也具有着比一般农民更多的见识。这些精英中很多在人民公民时期做过干部，有的在外面工作过，且具有比一般农民高的文化水平，主持或参与过公共事务。

　　在乡村干部和宗教、上访精英们权力博弈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双方都有意运用对非正式权力空间进行控制。这一技术的实质是权力通过定义空间的非正式的私人性质，使权力的面目具体化为伦理压力和“磨不开”的面子。上访精英到县城张书记的家里上访，使本来村民和正式权力机关的共在空间变成了同乡之间、主人客人之间的空间。同样，正式权力也有意识地定义私人空间。在选举的公共场合，村民可将方和苗的正式权力视作将要用选票决定其有无的不再稳定的权力，但在流动投票的面对面的空间中，村民面对的是一个将长期在一个社区中共同居住、有着更多人际资源和交往、经济社会地位都比自己强的实实在在的权力拥有者，即使落选，他也将有影响自己生活的权力（影响力）。而且，自己与之有过多次交往，曾受惠于对方。这时的投票可能更多用来给对方面子或换取将来对方给自己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