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苏力为例：法学家的研究方法、贡献与争议(3)
2015-08-06 01:03
导读：严格说来，他的这种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近以来，我们基本上是“一边倒”地向西方，鉴戒、吸收和移植西成为我们不加思考的选择，在西方思想占据着
严格说来，他的这种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近以来，我们基本上是“一边倒”地向西方，鉴戒、吸收和移植西成为我们不加思考的选择，在西方思想占据着主流话语的，我们几乎完全委身于西方的话语和视野之下，讨论西方人的中心关切，从西方的武库里吸取一切现成的东西，人的精神世界演变成西方思想交火的战场，“西方做为一种异文化，变成了东方文化的自我之远景”，[23]我们进行社会的方***和知识论、解释论以及话语形式上充斥着西方的东西，出现了根本性的表达危机，我们成了“巴结者”，[24]然而，所有这些努力和作法都无法真正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法治的出路，也就是说中国本土自身的题目，没有也不可能通过西方的范式中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在西方话语和思路的“套”中说“套”外话，弄不好，有可能使我们陷进不知道在替谁思考,不知道想的是谁的题目的精神虚无状态中，戴着西方的镣铐跳着中国的独舞，我们总是尴尬和无奈的。
苏力先生留美多年，回国后，他没有借“欧风美雨”的强势话语中形成知识霸权，用自己的
留学上风和把握国外先进法律的知识上风指责别人，挑战他人，难能可贵的是他回到了中国的“语境世界”中，回到中国的具体生活场景中，立足于本土和中国实际，留意与中国社会和中国法律的关联域，来读懂中国这本“无字之书”。应当说，苏力的研究是对中国法学和法治盲目“西化”、盲目“移植”、盲目“全球化”的“反叛”和“牵制”，是对过份西化、不注中国实际，不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一种“纠偏”与“拨正”。他提醒我们多少留意“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了它的法制，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制的”，[25]留意不能仅满足于以西方的理论框架、概念、范畴和命题来研究中国，由于这样弄不好只会把中国人的经验装进西方的概念体系中，从而把对中国题目的研究变成一种文化殖民的工具。他的这种努力，提醒了我们今后在把外来的法律理论和法律成果从一个特定语境世界中移植中国时，必须放在中国特定的法律语境中进行重新语境化，或者说，我们的研究方法、理论范型、价值取向始终是根据中国的法律语境作出调整，在自己本土与社会环境中找到属于中国法律的“真题目”。当然，苏力先生的研究中尽管也布满了太多的西方话语和分析思路，他的思想也被西方的学术模式“格式化”了，布满了太多的悖论与矛盾，然而他的这种提醒却是非常有益的。由于他使我们知道，分析法律题目包括任何题目时，仅靠孤零零地捉住几个词或相同的规则是无济于事的，关键的题目是要看隐躲在法律背后的与特定时空相联系的那些无法言表的深层意义，他让我们知道，法律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有的是无法从西方剥离出来或转让、复制的，在建设中国法治的道路上，关键的题目是要明白西方曾说了些什么，又实践了些什么，而什么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该作些什么？ 3、 实用主义的法律观
在中国法的研究中，着实充斥着很多的“假”、“大”、“空”的话语，显露着太多的意识形态情结和色彩，法学研究体现不出强劲的独特品味与自我研究范式，有很多相同和相似的言不由衷的“过失的”、“多余的”货色，我们转述这个主义，先容这个思潮，精细的感觉在干巴巴的理论教条的压迫下日渐萎缩，我们很多善意的命题经不起推敲，意识形态化的语言在消灭一切差异与矛盾。苏力对中国法学的研究更多地遵奉了实用主义的研究基调，注重从实用、经验、观察的角度研究中国的法律和法治题目，在他的文章中，处处布满着实用主义，他的实用主义，其一，是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对一切形而上的理论和抽象原则不感爱好，甚至抱怀疑态度，对纯思辨的研究不以为然，按他的说法，他的“分析并不必然隐含着什么规范性的应然判定”[25]，而是追求对司法活动的实际指导和指导司法的效率，针对中国法学研究的现状，他以为“有很多值得中国学者认真反思的题目，很多学者总是习惯或轻易把语境化的概念、命题、论断和实践一般化、普适化；总是认定所谓的历史的必然与真理，认定真理与谬误的截然对立；总是抱着自己的专业知识津津乐道而忽视日常生活中的常识，以为需要对民众启蒙；拒尽对日常生活中细小琐碎题目的深思和反思。”[26]，其二，他不把法律当作一个自主自治的学科，即不把法律看成一个相对稳定和封闭的体系，而是把法律看成是不断吸收、接纳其他社会科学、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根据具体案件而综合地运用这些人类知识来解决题目。因而在他的文章中，他理解的法律和法治具有独创性和新奇性，有自己的东西。他反感和厌烦一些大而空的题目，很少谈论法律的价值和理想，具有理想主义的自然法色彩和对法律的终极关怀被放在了一边，真正体现了“少了主义，多了题目”的北大风格和胡适做法，把法律题目具体化为实际题目、现实题目，把法学研究还原到毛泽东解决中国题目所坚持的“实践论”和小平同道倡导的“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体现了解决实际而非理论、具体而非抽象的开拓勇气。用他评论福轲的话来评论他是很合适的，“他注重材料，注重细致地深进地分析，他反对大理论，反对按大理论原则对历史材料的组织和对历史的演绎；而是力图展开一个更广泛的布满偶然性的社会图画。”[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