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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法律传统与人权学说(9)

2015-08-31 01:43

　　权利斗争的一个特点是以法律为依据，以法律为回宿，斗争的结果以权利的形式肯定下来。有的试图使法律得到贯彻或使法律的解释向自己方向倾斜，有的超出原有法律的范围，试图废止旧法律，建立新法律。希尔顿谈到中世纪英国农奴争取自由的斗争时就指出：英国庄园的习惯法并不是预先制定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各阶级的斗争与妥协中创造的。“习惯法是佃户与领主之间斗争的一种特定协议”。〖R.Hilton，Bandmen made Free ：Peasants Movement in England before 1381，London，1973，P.122.〗农民就个别题目的抗争在法庭上取得胜利，就创造了一个有利于他们的判例，而这个判例也就改变了习惯法，改变了权利义务关系。斗争连绵不断，由此推动习惯法不断改善，农奴和农民的地位不断进步。市民的斗争也大体如此。

　　总之，每一次权利的获得，都为新权利的获得展平了道路，提供了手段。这些权利前后累积，终于汇成了巨大的社会和宪政变革。重要的是，它们开创了一种和平正当的以争取权利为目标的政治斗争传统，了权利斗争的一套政治游戏规则，也形成了政治竞争的思维习惯，这些都为近代人所继续。当近代人举起人权旗帜时，他们与前人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仍然是要求权利，只不过他们提出了中世纪前辈们所不知道的更高层次的要求，企图实现人的地位的根本性的改变。这是中世纪上千年权利斗争传统的继续。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人权学说是西方政治法律传统的产物，带有西方文化的鲜明个性。19世纪以后，它那自我封闭的、排它的个人主义精神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批判，也得到部分的修正。在当代世界，人权学说已经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这就产生了人权标准的普遍性与各民族文化传统的特殊性的矛盾。源于西方文化的人权学说正经历着新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