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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上)(10)

2016-03-30 01:04





　　[案例十一]：


　　被告人代成华、代成银均系四川省潼南县农民。该二被告因其胞兄弟代成才患有精神病，四处乱跑，捡脏物和向人要食品，以为有辱家门，遂于1991年3月17日将其杀害。二被告人在法庭上则以被害人是自家兄弟，患有精神病，长期拖累家人，亦令群众厌恶，以及自己不懂和家庭生活困难等情，请求法庭从宽发落。该案审理期间，当地基层组织和群众也都强烈要求对被告人从宽处理。最后，法庭考虑上述各种因素，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代成华有期徒刑十年，代成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审判案例要览》（1992年综合本）111-3）





　　[案例十二]：


　　被告人李洪泰、李洪和、李洪元和李玉均匀系山东省泰安市农民。


　　被告人李洪泰次子李玉国平日游手好闲，且经常酗酒***，打骂父母、兄弟。1994年1月2日，李玉国酒后再次殴打其母，并漫骂前来劝解的两个叔叔李洪和与李洪元。后，李玉国睡下，李洪泰即招来宗子李玉平，弟弟李洪和、李洪元，共谋杀死李玉国，并说：“出了事我负责，自己的儿，咱不告谁告？”遂率诸李将熟睡中的李玉国杀死，并匿尸。


　　案发后，被告人所在村群众联名上书，要求对上列被告人从宽处理。法庭考虑上述情节及***，对四名被告人从轻和减轻判处：李洪泰有期徒刑四年；李玉平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李洪和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李洪元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中国审判案例要览》（1995年综合本）102-4）





　　“案例十二”体现的是一个古老的主题：“大义灭亲”。上，无论法律怎样规定，“大义灭亲”一直是一种受人赞许的行为，而在家族组织甚为发达的明清，父祖享有很大的权力，可以家法惩戒违逆的子孙，即使扑责致死也往往不必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瞿同祖，1981：5-14），现时的法律尽不承认“家法”，依正式法的构想，刑罚是国家专擅的权力，不容私人置喙。然而，“大义灭亲”的事情时有发生，而且往往得到民众以及基层干部的广泛同情，后者以自发或者组织的形式向政府和司法机构施加压力，迫使它们在作出判决时从轻和减轻，而事实上，这种努力通常都会产生一定的效果。[40]从具体情节上看，“案例十一”是一个很特别的案件，要把它回进“大义灭亲”一类是困难的，不过，一个令人厌恶的精神病患者在当地民众的心目中同样是一“害”，这种人的生命微不足道，正比如一个“坏人”不具有与“好人”同等的生命价值一样，更何况，除“害”者不是别人，而是其最近的支属。这就是为什么，他（她）们同情杀人者而不是被害者。很难说司法机关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同样的观念，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不牺牲法律同一性的条件下，它们乐于考虑“动机”、“***”和“效果”。透过上举种种事例，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规范性知识，看到与这些规范性知识紧密相关的多重秩序的存在，以及，在国家权力深进社会的过程中，不同规范性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我们发现，那些正式法上最基本的概念、范畴、分类和原则，并不具有不言自明的公道性。同样，民间通行的规范与观念，也不是迷信、落后一类说法能够恰当地说明。事实是，民间秩序的发生，有属于它们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根据，早在我们讨论的那套正式法律制度深进乡村以前，它们就已经存在，并且有效地提供了一套使得乡村社会生活得以正常进行的框架。可以肯定，这套知识是正式制度所不熟悉的，但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乡民来说，它们却是生活常识，是人们之间进行社会交往和解决他们所共同面临的的重要手段。熟悉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民间知识与民间秩序，重新思考国家政权深进乡土社会的意义，以及，重新思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