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上)(9)
2016-03-30 01:04
导读：台江县公安局接到乡政府报告后，即派员前往传讯李王耶。然而，公务职员到达巫梭村时却遭到村民200多人的围攻。众村民皆相信小孩生病系李格略“放鬼
台江县公安局接到乡政府报告后，即派员前往传讯李王耶。然而，公务职员到达巫梭村时却遭到村民200多人的围攻。众村民皆相信小孩生病系李格略“放鬼”所致，因此并不以为毁坏其房屋有罪。村干部也建议先勿抓人，“假如政府把人抓走，以后张光林（李格略之夫）家在这里更住不安”。
鉴于上述情况，县委派出县乡联合工作组深进该村开展工作。经过5天的说服和宣传工作，李王耶等主动向受害人赔礼道歉。工作组又组织村民将被毁房屋修复一新。最后，双方摆酒和好。（《案例》，1988：66-8）
[案例四]：
松桃苗族自治县古丈村村民贺祥春因其妻龙季姐不能生养，于1980年将已婚妇女龙玉女带回家中同居。此后，贺渐疏远其妻，且对其有***行为。后，龙季姐向法院提起诉讼，贺祥春被判有期徒刑2年，龙玉女被判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
贺祥春***期间，龙玉女回外家居住，并为贺生下一子。贺刑满开释后，龙玉女遂携子重回贺家，又与贺一夫妻关系共同生活。龙季姐见此，即诉请法院与贺离异，龙玉女之夫石某亦诉于法院，要求以累犯从重处罚贺祥春。该法院在充分听取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和辩解后，经反复，决定不以犯罪论处。经调解，石某撤回起诉，并与龙玉女离婚；龙季姐亦与贺某离婚；贺与龙玉女则补办了结婚手续。（《案例分析》，1988：76-7）
在这些案例之外，案例搜集者的“评析”也很值得留意。“评析”首先指出了有关案件所涉及的民族地区的特殊性。比如在“案例二”中，“特殊性”在于，当地侗族民众在婚姻上大多“从俗不从法”，男女青年只要按当地民族习俗确定婚姻关系后，双方都不能反悔，倘有一方反悔，另一方聚众到其家中牵牛杀猪、毁坏财物，皆被以为理所当然。（《案例分析》，1988：62-3）在“案例四”中，“特殊性”表现在，当地苗人以多子为“老天爷”的恩赐，视无后为“祖宗”失德，以至无子之家受人歧视。这是当地重婚现象较为普遍的主要原因。在该案中，龙季姐对贺某的纳妾行为开始也并不反对，只是在贺某对自己有***行为后才行控告。[28]（《案例分析》，1988：78）在此基础之上，“评析”进一步分析了每一具体处置的妥当性。这时，国家的同一性与民族地区特殊性之间的适当平衡成为判定的基准之一。在对“案例四”的分析中，“评析”指出，该案第一次处理时量刑甚重，似乎更多考虑法律的同一性，对特殊性照顾不够；第二次处理本应从严，但只作调解处理，又有将就被告人累犯行为之虞。倚轻倚重，未尽妥当。（《案例分析》，1988：78-9）“案例一”涉及两县三村，办案职员依靠两地党委，工作认真细致，成功地维护了两地的民族团结。“案例三”中，县委工作组没有简单地“依法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而是通过说服，使当事人主动向受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从而促进了民族团结，这种效果是单纯追究一两个人的刑事责任所无法相比的。（《案例分析》，1988：68-9）不过，在这两个案件中，被告人确实都触犯了刑律，因此，“评析”以为，假如能在认定被告人犯罪的基础上再行从宽，则更符合“坚持法制的同一性和兼顾民族地区的特殊性这一基本原则”。（《案例分析》，1988：69，60）从技术上说，这里所谓“认定犯罪”主要是指当时法律所规定的“免予起诉”措施。实际上，同一材料中收集的很多其他案例正是这样处理的。（《案例分析》，1988：28，47，51，64，75，81等）不过，“免予起诉”固然在法律上造成了罪与非罪的重大区分，但在当事人的认知世界中，它可能完全不具有同样的意义。无论如何，这里只有说服、教育和调解，而没有逮捕、关押和刑罚。因此，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司法机关利用“免予起诉”这一技术，巧妙地避开了两种制度和两种知识之间的正面冲突。[29]当然，要在两种不同的规范性知识之间维持平衡，并不总是一件轻易的事情。一批来自青海躲区的案件表明，即使是那些在我们看来最明确无误的重大犯罪，比如强***、伤害或者故意杀人，在不同的里也可以有不同的意义和解决办法，以至要调和两种不同的法律与秩序有时几乎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