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依托于新出郭店竹简与上海博物馆藏(4)

凡用心之躁者，思为甚。用智之疾者，患为甚。用情之至者，哀乐为甚。用身之弁者，[15] 悦为甚。用力之尽者，利为甚。目之好色，耳之乐声，鬰陶之气也，人不难为之死。（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第42-44简）

先财而后礼，则民利；无辞而行情，则民争。（《礼记·坊记》）

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记·檀弓下》）

人迫于恶，则失其所好，怵于好，则忘其所恶，非道也。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恶，恶不失其理，欲不过其情，故曰君子恬愉无为，去智与故，言虚素也。（《管子·心术上》）

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忧乐喜怒欲利。能去忧乐喜怒欲利，心乃反济。彼心之情，利安以宁，勿烦勿乱，和乃自成。（《管子·内业》）

人大喜邪？毗于阳；大怒邪？毗于阴。阴阳并毗，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处无常，思虑不自得，中道不成章。于是乎天下始乔诘卓鸷，而后有盗跖曾史之行。故举天下以赏其善者不足，举天下以罚其恶者不给。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赏罚。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终以赏罚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庄子·在宥》）

在上面的引文中，虽然各家谈的话题并不相同，指向也大相径庭，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那就是个人的情感不可能任意而为。这不仅是一个个人的性情修养问题，而且也是建设一个安定的必须首先考虑到的问题。人之所以为人者，就是个人的情感必须符合社会的共同利益，个人必须与社群统一，否则，它将给人类的社会、人伦关系等诸多方面带来危害。

先秦诸子基本上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承认人类情感有积极的一面，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在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点上，还起着决定的作用，孟子讲：“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离娄上》）人与禽兽之间的不同虽然只有一点点，但是，它对成就人之所以为人的儒家教化功业来讲，却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这并不仅仅限于儒家，道家要“反性命之情”，如果这个“情”是禽兽之“情”，那如何“反（返）”得？所以，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都希望能够保持人的原始情感中质朴真实、诚悫本色的天生之质，应该说，这是诸子各家各派立论的前提。[16] 因为的目的是人，而质朴真实、诚悫本色则是人最基本的、优秀的品质，任何哲学家离开了这一基本的立足点，他的哲学就不成其为哲学了：

中情信诚，则名誉美矣；修行谨敬，则尊显附矣。中无情实，则名誉恶矣。（《管子·形势解》）

子曰：“君子不以色亲人。情疏而貌亲，在小人则穿窬之盗也与？”子曰：“情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记》）

夫子家事治，言于晋国，竭情无私，其祝史祭祀，陈言不愧；其家事无猜，其祝史不祈。（《晏子春秋卷七》）

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庄子·应帝王》）

但是他们在寻找人的性情之出路时，思想是大不相同的。庄子的理路是，“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不外乎神，不劳乎精（《德充符》），物我两忘，不损乎其真，不失性命之情。而儒家的理路则是，以孝弟为本，以问学为基，“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礼记·乐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成己成物，赞化天地。

但是，诚如上文所言，情感在知、情、意的结构中是有消极作用的，原始情感中质朴真实、诚悫本色的天生之质既有可爱、积极的一面，也有危险、消极的一面。因此，《左传·襄公十四年》提出了“使师保之，勿使过度”的“度”这一重要的性情思想概念。度，本来是一个度量衡方面的词语，表示长短。但是，先秦儒家活用之，把它与天命论、性情论挂钩，使之成了一个哲学化的名词，引申为一种天命的常规、限额，情感释放的限度、不走极端的尺度。战国时期的儒家给它下的定义是：“度，依物以情行之者。”（《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三》）在这一定义的范围中，新出土的郭店楚简反复地出现了这个词：（1）“有命有度有名。”（《语丛·一》）（2） “恸，哀也。三恸，度也。”（《语丛·三》）（3）“命与度与。”（《语丛·三》）[17] 第一个命题阐述的是，由天而降的禄命，只有在有节制的修持之中才可能在生命中得以彰显（名，彰显之谓也，已见前注）。第二个命题是讲情感的自我控制。在丧葬礼仪中，不可过于悲伤有伤身体、有伤中和之美的性情教化。《礼记·檀弓》“孔子恶野哭者”，此之谓也。第三个命题讲的是在儒家人学的神人通贯之中，命下降于人的主体而成为性，发而中节者以为情。中节者，适度也。在先秦儒家的传世中，“度”用在性情思想中的地方也是不少的：

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易经·节卦》）

欲败度，纵败礼，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尚书·太甲中》）

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余则侈，不足则俭 ，无禁则淫，无度则逸，从欲则败。”（《孔子家语·六本》）[18]

天子处位不端，受业不敬，言语不序，声音不中律，进退节度无礼，升降揖让无容，周旋俯仰视瞻无仪，安顾咳唾趋行不得，色不比顺，隐琴瑟，凡此其属太保之任也。（《大戴礼记·保傅》）

刑罚之源，生于嗜欲好恶不节。故明堂，天法也；礼度，德法也；所以御民之嗜欲好恶，以慎天法，以成德法也。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大戴礼记·盛德》）

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还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礼记·乐记》）

由天命而降的性，表现为喜怒哀乐之情的时候，很难说每一个人都能表现得俯仰屈伸皆中天地之节，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非要进行长时间永不停息的修养不可。“节以制度”，就是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因人之情”予以适可而止的限制，勿使过度，这样，公共的社群生活才有可能正常地维持下去。就个人的生活来讲，“中节”、“制度”，同样重要，“欲败度，纵败礼”只能让纵欲者自取灭亡，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就成了一个性情上的判断。因此在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应该避免过侈，过俭 ，过淫，过逸的生活，以及由此导致的性情纵逸。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一个国家的国君之所作所为，一个国家的刑法、政教的相关及政策，都要归结到“御民之嗜欲好恶”上来，因为只有这样，“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大小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的教化理想才能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