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依托于新出郭店竹简与上海博物馆藏(7)

[18] 此论又见于刘向《说苑·杂言》：“孔子曰：‘中人之情，有余则侈，不足则俭，无禁则淫，无度则失，纵欲则败。饮食有量，衣服有节，宫室有度，畜聚有数，车器有限，以防乱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言不可不听也。”《说苑》多次出现这种与《孔子家语》相同或相近的地方，从一个侧面说明，《孔子家语》在一定程度上审慎地加以运用，对研究先秦思想史也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19] 《韩非子·解老》中也论述过“礼”与“情”的关系：

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何以论之？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间，其礼朴而不明，故曰：“礼，薄也。”凡物不并盛，阴阳是也。理相夺予，威德是也。实厚者貌薄，父子之礼是也。由是观之，礼繁者实心衰也。然则为礼者，事通人之朴心者也。众人之为礼也，人应则轻欢，不应则责怨。今为礼者事通人之朴心，而资之以相责之分，能毋争乎？有争则乱，故曰：“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乎！”

商鞅与韩非子的理论失误之关键处，在于把国家的利益看得比人民的权利更为重要。韩非的论述中不能不说其中有一些朴素的合理之处，他的目的是要消除生活中因为欲望的驱使而引起的争斗。但是，他没有继承三代以来“民为邦本”的基本传统，更没有想到，在一个复杂而文明的社会里，文质互渗的道理，作为荀子的学生，韩非完全没有领会到先祖孔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的深刻含义和社会作用，把人简单化，把社会简单化，由此而犯下了实在不应该犯下的错误。

《墨子》一书的作者站在小生产者的角度，提出了尚同、节用、非乐等思想，对先秦儒家的礼乐思想进行了彻底的否定：

子墨子曰：“圣王不为乐。”“昔者尧舜有茅茨者，且以为礼，且以为乐；汤放桀于大水，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护，又修九招；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驺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故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三辩》）且夫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之。是若人气，鼸鼠藏，而羝羊视，贲彘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非儒下》）

墨子的批评未必就完全没有丝毫的道理，但从整体来看，墨子的批评，个人意气太重，过于偏激，没有学术的客观精神；而且以历史的退化论来非乐，以恶意的中伤来反对儒家的礼乐、哀丧和修身，这实际上是没有说服力的。郭齐勇师指出：“墨家主张的以兼易别和整齐划一的‘尚同’思想，反对多样化，不适应社会各阶层表达自己的愿望，反而加剧了社会的矛盾。墨家的‘尚同’与儒家的‘和而不同’，与秦汉以后统治者要求的集中都不相同。这也就是荀子所批评的‘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见郭齐勇、吴根友著：《诸子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页）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因各种因素而导致不同，此乃千古不易之规则，墨子要彻底否定它，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是，毕竟是异想天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根本是忽略了人的个性，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不同的自由意志，因而也就忽略了人本身，其后果是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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