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依托于新出郭店竹简与上海博物馆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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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星衍撰：《尚书今古文注疏》（上），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版，第80页。

[②] 笔者以为，先秦时期的家们之所以非常注重对人之情的，关键还是出于对人才的选用与管理，因为“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礼记·乐记》），很难捉摸，况且，“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馀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荀子·不苟》），人们往往因一己之私，“隐情奄恶，蔽陷其上”（《晏子春秋·内谏篇上》）“生民有?阳，人有多隐其情，饰其伪，以赖于物，以攻其名也。有隐于仁质者，有隐于知理者，有隐于文艺者，有隐于廉勇者，有隐于忠孝者，有隐于交友者。如此者不可不察也。”“小施而好大得，小让而好大事，言愿以为质，伪爱以为忠，面宽而貌慈，假节以示人，故其行以攻其名。如此者隐于仁质也。”（《大戴礼记·文王官人》）。于是先秦时期君主对臣下的审查就非常细密：“父子之间观其孝慈，兄弟之间观其和友，君臣之间观其忠惠，乡党之间观其信诚。省其居处，观其义方，省其丧哀，观其贞良，省其出入，观其交友，省其交友，观其任廉。设之以谋以观其智，示之以难以观其勇，烦之以事以观其治，临之以利以观其不贪，滥之以乐以观其不荒，喜之以观其轻，怒之以观其重，醉之酒以观其恭，从之色以观其常，远之以观其不二，昵之以观其不狎，复征其言以观其精，曲省其行以观其备，此之谓观诚。”（《逸周书·官人》，《大戴礼记·文王官人》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③] 老、庄将“性命之情”与具体的喜、怒、哀、乐分开对待，认为前者是“善”的，而后者是“恶”的，与郭店楚简中的相关思想比较接近。庄子曰：“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而不益生也。”（《庄子·内篇·德充符》）“悲乐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过，好恶者德之失。”（《庄子·外篇·刻意》）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云：“凡用心之躁者，思为甚。用智之疾者，患为甚。用情之至者，哀乐为甚。用身之弁者，悦为甚。用力之尽者，利为甚。目之好色，耳之乐声，鬰陶之气也，人不难为之死。”（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第42-44简）但是，前者的归宿是“有人之行，无人之情”（《庄子·内篇·德充符》），纯任自然， 而《性自命出》的理论归宿却是以礼乐节之，“身以为主心”（第67简）。

[④] 李学勤先生指出：“包山一、二号墓及郭店一号墓估计都不晚于公元前三OO年。说郭店一号墓是公元前四世纪末的墓葬，是合适的。”（《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见《郭店楚简研究》（《哲学》第二十辑），辽宁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⑤] 20031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三册）《中弓》一文中的“情”字也写作“青”（第20简）。

[⑥]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下。

[⑦] 徐复观著：《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商务印书馆1969年1月版，第233页。

[⑧] 丁四新著：《论郭店楚简“情”的内涵》，待刊。此文为丁四新博士从美国哈佛大学给笔者寄来的Email文本。

[⑨] 马承源先生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一）之《孔子诗论》、《缁衣》和《性情论》三篇文章中所有的“情”字，毫不例外地均为从青从心、上青下心的结构形式，与郭店楚简中时而写作“青”，时而又写作的“情”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这也许可以说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至少上述三篇）的书写年代，比郭店楚简的书写晚。

[⑩] 《大戴礼记·文王官人》曰：“喜色由然以生，怒色拂然以侮，欲色呕然以偷，惧色薄然以下，忧悲之色纍然而静。诚智必有难尽之色，诚仁必有可尊之色，诚勇必有难慑之色，诚忠必有可亲之色，诚絜必有难污之色，诚静必有可信之色。”由内而外，内在之情必显发于色，算是对上青下心之造型的诠释。

[11] 心家的试验表明，人类的表情比他们的言语更富于真实感。“心理学家阿尔伯特（Albert）研究了使用的人们交往现象后，惊奇地发现，在日常生活中，55%的信息是靠非言语表情传递的，38%的信息是靠言语表情传递的，只有7%的信息才是靠言语传递的。国外有人了上百万份资料，也做过类似的统计：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平均每一句话只用2.5秒钟，平均每天只讲10-11分钟话，而大量的信息交流是靠非言语表情承担的。在两人以上的互动场合中有65%的“意义”是通过非言语表情的交流方式传递的。”而脸部表情则最为丰富、复杂、直观、真实。另外，现代人类学也证明，原始人类极为重视人的表情，把它们视为人们心灵秘密的真实显现。大约古人生活简单，情感世界质朴纯真，比不得现代人的复杂。（卢家楣等主编《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2页。）《大戴礼记·文王官人》、《逸周书·官人》等古籍都有大量例证说明这一点。

[12] 本文中所有《庄子》引文，均摘自郭庆藩撰《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后不再注。

[13] 刘向的《说苑》本来是西汉时期写成的，但是，根据李学勤先生的论证，它是一本古代圣人之言之事的儒家著作汇编，从中可以窥测到很多先秦时期原始著作的某些思想与状态。（见其《古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这里的引文仅供用。

[14] 李零著：《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

[15] 《郭店楚墓竹简》的整理者释“弁”为“變”；李零先生读为“忭急”之“忭”。见氏著：《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

[16] 《商君书·垦令》曰：“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很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内，则草必垦矣。”法家也同样要去掉怠惰褊急、巧谀恶心之情。但是商鞅走的是“民不贵学问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勉农而不偷”，以“以刑去刑”的基本手法采取有效的恐怖主义和愚民政策，使民归于“静”、归于“愚”，忽视了人七情六欲的基本需求和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权利。所以，《商君书》中的性情思想是中国先秦性情思想上的一股逆流。但是，法家并非完全排情，《商君书》与《韩非子》都承认孝亲之情是人的天性。

[17] 这个“度”字，裘锡圭先生读为“度”或“序”（请参见荆门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82页），李天虹博士读为“文”（见氏著：《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9页）。笔者认为，二者有相通之处，但本文从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