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依托于新出郭店竹简与上海博物馆藏(5)

对于人之情如何“中节”、“制度”的方法，《左传》、《国语》有很著名的论述。《左传·昭公二十年》载：“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国语·郑语》又载：“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更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絯极。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虽然原作者并非直接论述性情，但是，笔者以为，其中却无不包含了性情的调和与修养的原则，而且这正是最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调节性情的现实原则。在论述到《尚书·皋陶谟》之“九德”（见上文引述）时，金履祥《尚书表注》曾说：“九德凡十八字，而合为九德者，上九字其资质，下九字则进修，亦有德性之全美者，宽者易弛，宽而坚栗则为德；柔则易弱，柔而卓立则为德；谨厚曰愿，愿者易同流合污而不庄，愿而严恭则为德；治乱曰乱，乱者恃有治乱解纷之才则易忽，乱而敬谨则为德；扰者驯熟而易?，扰而刚毅则为德；直者径行而易讦，直而温和则为德；简者多率略，简而有廉隅则为德；刚者多无蓄，刚而塞实则为德；强者恃勇而不审直宜，故意强而义为德也。”《左传》以味喻声，实际上也可以用以喻情，性情的“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也是需要“相济”的，不过，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皋陶谟》采取了以德配性情的做法，一一加以修炼，有深刻的道理，并且笔者相信那一定是现实经验的有效。否则，“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理想在性情的修养上就很难实现。

在先秦的儒家先哲们看来，人的“性情”要达到“和”的境界，还有一条有效的途径，那就是进行礼乐的教化。[19] 程树德《论语集解》至“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时，引邢昺疏曰：“夫礼胜则离，谓所居不和也。故礼贵用和，使不至于离也。”又引程子曰：“先王之道，以斯为美，而小大由之。乐胜则流，故有所不行也。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礼胜则离，乐胜则流，可谓抓住了先秦儒家礼乐思想的核心。故皇侃疏曰：“人君行化必礼乐相须。用乐和民心，以礼检民迹。迹检心和，故风化乃美。”如此看来，礼乐只是手段，耕耘于“人情之田”上，达到中和的境界才是目的。《周礼·大司乐》指六德云：“中、和、祗、庸、孝、友。”以中和之德为先。《逸周书·度训》云：“和非中不立，中非礼不慎，礼非乐不履。”在性情修养的过程中，礼与乐不可有丝毫的分离。因此，礼、乐与人之“情”之间就具有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欣喜欢爱，乐之官也。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之制也。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则此所与民同也。（《礼记·乐记》）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礼记·乐记》）

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礼记·乐记》）

天地以合，四海以洽，日月以明，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倡，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不乱，贷之则丧。（《大戴礼记．礼三本》）

《左传》与《乐记》的作者将“揖让周旋”之“礼”、“欣喜欢爱”之“乐”与人的性情联系起来，好、恶、喜、怒、哀、乐，是为六志，任其，则情同禽兽，故须“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乐记》与《左传》一样主张恰当地表达人的情感，但是必须以礼乐来节制，要做到“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只有这样才能“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天地以合，四海以洽，日月以明，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倡，好恶以节，喜怒以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说文》曰：礼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记·礼器》有云：“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礼也者，反其所自生；乐也者，乐其所自成。”《乐记》又云：“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乐著大始，而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乐云。”“礼”可以反本修古；“乐”可以通乎“大始”，大始者，“百物之始主也”（《礼记正义·乐记》）。这些论述，都从现实的层面，强调了“礼乐不可斯须离身”的重要性。但是，值得说明的是，这些论述，也同时是从宗教的层面，给人的性情归宿给出了一个界定。它们的意思是，天不仅由上而下给人贯注了生命，同时也注入了与天地神人相与为一的“性情”，因此，儒家人学中的“性情”与天地之性情融为一体，就具有了与生俱来的天赋性、神圣性。在对天地神灵的祭祀过程中，在由中而出的陶冶中，人们秉持礼仪规范，心怀敬畏、虔诚的态度，上事天，下事地，以天地为准，报本反始，就可以回归到人之原初的本始之善，扩充自我、开发善端，与天道合而为一。这就是“反其所自生”，“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的真正意涵。在永无止息的体悟与扩充过程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与《礼记·文王世子》中的思想一样，以为礼乐可以成就、实现人生的价值：“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众，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在性情上达到至高无上的修养境界，进入到了一个理性笼罩下的、在精神上却又趋于自由的天地。然而，在现实的生活中，绝对自由的天地是没有的，儒家的先哲们只能借助宗教的情怀在性情思想上走一条创造性的超越之路，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