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韩国史，以1945年为分歧点，可分为前半(2)

另有一些可称为稳健改革派的儒者。他们虽然与改革派的儒者有相异之处，但是受梁启超之影响颇多。他们提出与中国不同、但适合于韩国社会经济环境之儒教改革新论[9]。其观点颇有启蒙性，但仍然奠基于传统儒教文化，因其文化主体意识深切而强烈。激进改革派在西欧文明的巨大威力之下，主张完全抛掉传统的儒教文物制度，以接纳西方的新文明。就此而言，稳健改革派亦不同于激进改革派[10]。其立场既类似于中国提出“东道西器”（中体西用）的保守改革论者，但又具有与他们不同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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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尊华攘夷”的斥邪卫正学派之两个思想型态
——华西学派（李恒老、柳麟锡）和艮斋学派（田愚）

保守的儒者在“尊华攘夷”的信念之下，反对与新文明作任何接触或建立新制度。他们自十七世纪以来即尊崇程朱学的思想，并强力提倡中华文化的末代传统儒学。根据其活动地区，可分为“畿湖”系和“岭南”系。再者，由于主导人物之学术特性，“畿湖”系又可分为华西学派（李恒老，1792－1868）、毅堂学派（朴世和，1834－1910）、艮斋学派（田愚，1841－1922）、芦沙学派（奇定镇，1798－1879）；“岭南”系则分为寒州学派（李震相，1818－1885）、定斋学派（柳致明，1777－1861）、四末轩学派（张福枢，1815－1900）、性斋学派（许传，1796－1886）[11]。作者首先以李恒老和柳麟锡为中心，简略地介绍标榜“斥邪卫正”旗帜的华西学派思想，再介绍田愚的心性论和自靖论。后者隐居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所不及之岛屿（乘桴入海），专心性，并致力于儒教理念的。这种与积极的抗日斗争方式（即所谓义兵抗争）不同，可说是非妥协的消极方法。

3.1李恒老和柳麟锡之义理论与卫正斥邪论

华西学派的宗师李恒老（号华西，1792－1868），继承了朝鲜性理学中最保守的传统。他认为儒教的道统乃是由孔子而朱子而宋子（宋时烈），在学问方面则宗主朱子，而在义理方面则宪章宋子。他同其弟子们一起研究朱熹的著作，以编撰《朱子大全答疑辑补》；此外，他模仿朱子依春秋大义而撰写《通鉴纲目》，用纲目体融合与韩国历史而撰写《宋元华东史合编纲目》，论证朝鲜就是“小中华”。他在四十岁时摆设“乡音酒礼”以振作士风，并教导众多学生，专研经传和性理学。其门下有金平默（1819－1891）、柳重教（1832－1893）、崔益铉（1833－1906）、柳麟锡（1842－1915）。这些人在韩末“卫正斥邪运动”中扮演了主导的角色。

李恒老是一位性理学者，在理气论方面，提出主理论的观点。人与物后生成，无不由理气。然而，“理为至善至中之准则，而气为偏倚过不及之缘由。此则不可杂之说”[12]。他又说到：

理者，一而不二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为主而不为客者也。气者，二而不一者也，命于物而不命物者也，为客而不为主者也。[13]

如此一来，李恒老提出“理主气客”说。所以依李恒老看，尊重中华和排斥夷狄，即是穷究天地之理的大径（“尊中华，攘夷狄，穷天地之大径”）[14]。随后，他论及孔子在《春秋》中所论“尊王贱霸，尊周攘夷”的义理。朱子站在反对与侵占中原的金国讲和之立场，提出斥和论，这代表在整个的危机状况下，发挥了义理论的精神，坚持只有中华文化具有“天理”观点，因此撰写《资治通鉴纲目》。同样地，宋时烈也提出“排清崇明”的义理。这都是属于“尊华攘夷”的义理论[15]。如此，李恒老根据“中华文化中心的华夷论”主张：即便朝鲜社会处于严重危机状况下，由日本或西方所传入的新文明仍是社会恶之渊源，所以必须坚决予以排斥，而只有中华文化才是朝鲜追求的真正文化。他将中华文化标榜为“正”，并举起“斥邪卫正”的旗帜。

柳麟锡基本上继承了李恒老的义理论，并指出在面临国家变乱之际，儒者可采取三种态度：第一、发起义兵以扫清逆党（举义扫清）；第二、虽然离开国土，也要守住旧制度（去之守旧）；第三、奉献生命以遂成其志（致命遂志）[16]。抱持这种信念的柳麟锡，带头反对弑害朝鲜王后闵妃的乙未事变以来施行的断发令之类的种种改革措施，并领导义兵活动。其义兵活动起初达到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但1896年他终于逃到满洲（辽东）。1900年他归国后，在西北地区讲学。1907年为了建立海外的独立运动基地，他又前往俄罗斯的海参威。1910年他被推举为十三道义军都总裁，然而在未开战之前，已面临羞辱的韩日合并，终于在1915年以七十四岁高龄病死于辽东[17]。

柳麟锡一生抱持“尊华攘夷”的义理思想，其理论依据是主理的世界观。事实上，理与气之关系表现为理在上乘气，气在下载理。此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18]。柳麟锡接受了李恒老“理主气客”说，指出：“其所本者理，所形者气，而理气元是帅役上下。”[19]这种理气关系，即“理主气客”、“理帅气役”、“理上气下”等所活法，隐含着为“斥邪卫正”论寻求其理论基础的意图。

在这种性理学的理论背景下，柳麟锡以为儒教、儒理是绝对不可否认的。他主张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根本秩序（即“五伦”）乃是天理，是不变的真理。儒教教育即根基于此天伦而启发人伦的。然而西方的新教育只不过是追求形气以满足欲望，所以它是反人伦性的，必须加以排斥。再者，女性教育和男女平等的会破坏天尊地卑的人伦秩序，甚至会发生“夫为妇所拘的秩序颠倒”，所以不得不加以批判[21]。

柳麟锡的这种守旧的批判意识反映了对先吸取西方文明而后作出侵略行为的日本的批判，以及心理上对其侵略性的警惕，这一点是我们要注意的。他对日本侵略朝鲜过程的认识，大致如下所述：日本对于朝鲜，以西法为诱饵，首先抓住少数朝鲜人的心理，然后让他们主导朝鲜的开化，而使朝鲜脱离于清室，再使之成为日本的保护国，终于完成韩日之合并。依他看，西法的输入（即“开化”）只不过是夺取朝鲜之魂的奸邪的诱饵。因此，他明白指出：“一个国家在侵占另一国家之时，首先夺取人心。夺取了人心，侵占土地则是非常容易的。”[22]由此可见，柳麟锡的“斥邪卫正”论表现了其强调民族的自主意识和主体意识之观点。

3.2田愚“性师心弟”说和自靖论

如同柳麟锡，田愚（号艮斋，1841－1922）经过了“廿六岁丙寅洋扰（1866）、卅三岁辛未洋扰（1871）、卅六岁开港（1876）、四十二岁甲申（1882）政变、五十四岁甲午更张（1894）、五十五岁乙未事变和断发令（1895）、六十五岁乙巳勒约（1905）、七十岁庚戌国耻（1910）、七十九岁三·一独立万岁运动和儒林团巴里长书事件（1919）”等韩国史中极深巨的社会变乱[23]，并吞忍“亡国”之羞辱而度过一生。在这样的变乱过程中，他可说是集性理学之大成的最后巨儒。田愚痛恨地指出当代儒者不诚实的态度，即第一、“师心自用，不复本于性”；第二、“从众为主，而不复求诸道”。这就是当代儒者在治学上的弊病。因此，他以为最要紧的是先要正确理解传统性理学，从而认为当代大部分的学派先强调主理说，而最终又肯定“心主理”说，乃是理论上的矛盾。于是，他积极展开批判当时的主流思潮“心主理”的大论战[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