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韩国史，以1945年为分歧点，可分为前半(3)

据田愚所论，心并非静而无为的不动者，而是动而有为的随时流行者，是故心是气，而不是理。所以他无法接受“心即理”说。他以为理不同于流行之气，理无形无为。因此，他否定“心即理”说，而只以“性即理”说为正论。由此，他大力提倡属于气之心应当效法理，即性。如果不懂这个道理，则与当代大部分的学者相同，将会陷入如下的困境：

其本心者，直以心为主，而不复本于性者也。然则所谓性者，无足为轻重也。性无足为轻重，则将见天地颠覆，纲常绎坏，而莫之救矣。[25]

由此可见，他提倡了“性理心气论”。据其所述，性与心之关系可以喻为师弟关系或尊卑关系。是故，其心性论可称为“性师心弟”或“性尊心卑”说。

当然田愚的这种新诠释引起了当代儒者众多负面的批判。他写了《性师心弟辨辨》一文，其弟子崔秉心（1874－1957）也写了《性师心弟辨辨》和《性师心弟再辨》（1919），来驳斥当时的主流思潮“心主理”论[26]。

田愚撰《两家心性尊卑说》（1918），以表明其他学派的心主理论是以“本心之学”为其中心理论，而他自己的性主理论则是“本天之学”[27]。他在辩护心本于性的“性师心弟”说时，其论述有条不紊，即与君子事天、奉天时、畏天命相同，心喻为君子，性则如同“天、天时、天命”。君子自谦自卑以事天，同样地，心以性（即理）为其根本而尊崇之。

依田愚看，只有中华文化才体现其理气心性论，即“性师心弟”说和“性即理”说，不论何种人或思想，只要随“心即气”之欲望而表现其思想和行动，那就是夷狄和异端[28]。束起头发以戴冠和建庙堂以祭祖先是中华的制度，剪头发以露额头和废气祭祀是夷狄之风俗。同姓之间不可通婚是中华的制度，童男童女之间自由结婚、以及将姨妹兄姊纳为妻妾是夷狄之风俗[29]。从此可见，田愚根据是否为儒学所规定的礼而定华夷之分。

田愚从以中华文化为中心之彻底的华夷观出发，提出解决韩末危机的对策，即首先荐举道学之人，先作性理学所强调的内圣修养，然后施行排斥夷狄（攘夷）之政策。如果依照圣人之法，教化百姓，即使是具兽性的西洋或日本，也不敢释出其毒害[30]。他认为：如果朝廷和儒者不施行圣人之道，即无以排斥异端。是故，他宣扬保守性的“斥邪卫正”论，即在韩末的整体危机情况之下，将“开化”斥为异端，而益加发扬中华文化。

然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加剧，终于缔结了乙巳勒约（1905），朝鲜沦为日本的保护国。尊崇“斥邪卫正”论的儒者中的一部分人，就直接参与了义兵活动。田愚不同于这群人，而走上自靖之路，即隐居而力保华派，准备回复中华文化。君子在国亡或道亡之际，本当起身以回复疆土，涤除国君之羞辱。然而曾有箕子、比干之贤明，孔子、颜渊之仁，也无以挽救“国亡”或“天下无道”。田愚举这些例子，表示自己生于商人之家而身分卑贱，不得不图谋自自靖之策[31]。

日本帝国主义进而夺取国权之后，田愚就在1908年迁移扶安近海的往嶝岛。他在1922年过世之前整整十四年，遁迹以终身。他自从1912至1922年，定居于介火岛十年，将界火岛改称继华岛。这表面了其隐遁守旧的目的在于中华文化之继承与。他将“万劫终归韩国土，一生窃附孔门人”这副对联，挂在居处“继华岛”的墙壁上，并致力于教育和著作[32]。权相翊（1863－1934），评论田愚的这种自靖义理观时说：

面临这个，教化后生以传播儒学的种子，比起当国难而守节义之事，并非轻而易举之事矣。[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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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孔教运动和今文经学——李承熙与李炳宪

4.1李承熙的儒学思想和孔教活动

李承熙是岭南寒州学派之宗师李震相（寒州，1818－1886）的儿子，信奉其父亲之“心即理”说。有些儒者指出：李震相之“心即理”说是对退溪（李 ，1501－1570）性理说的批判。李承熙对这种攻击一一加以反驳[34]。

他在乙巳勒约签订之后，积极参加了抗日运动[35]，然而也终于不得不亡命海参威[36]。在1909年以后，他建立了满洲的韩人村（密山府韩兴洞），并为了奠定亡命韩人之思想理念，组成了孔教会，以传达孔教理念。

据其“心即理”说，他提出“太极、上帝、理、心，是互为一致的概念”，并认为孔教是基于天命的宗教[37]。与康有为的改革论和大同理想世界观相比，他更致力于强化儒教纲常伦理。是故，他在《孔教杂志》中有《孔教进化论》一文（1914），其中提到男女学生的初级课程和大学课程都需要儒学经典的，尤其是《礼记》、三经（《诗》、《书》、《易》）和《春秋》[38]。

据李承熙所说，儒教是“明大伦以立宗教，要修举我先王自主之宗教”。他编撰有关孔教的经文，例如《日则铭》、《日诵五纲》，让学生每天背诵，并力图展开孔教运动，以儒教理念来团结亡国的韩人。他又去北京会见当时孔教会的会长陈涣章。孔教会亦就其体制，向李请教高见，李也在《孔教杂志》（1914）上发表了《孔子教科论》、《孔教进行论》、《孔祀冠服说》等数篇文章。同时，他在满洲开设了“东三省韩人孔教会”，并获得了北京孔教会的承认。他在1914年撰写了《礼集注》，阐明与康有为不同的大同理想世界观；在1915年又撰写了《孔子世纪》，以提高孔子在宗教上的地位。虽然他在满洲流亡地传播孔教，但是直到他过世，并没有太大的收获。

4.2李炳宪的“儒教复原论”和今文经学著作

李炳宪（真庵，1870－1940），是寒州学派郭宗锡（俯宇，1846－1919）的学生。他曾经访问李承熙、张福枢、崔益铉、奇宇万等韩末的儒者代表，以深造儒学。他在的变化之中，体察开化的必要性，并对康有为的变法思想产生兴趣。四十五岁（1914）时，他前往去访问北京孔教会和孔道会，甚至前去香港向康有为求教。他主张：维持国家命脉的民族精神是宗教，在中国与韩国，儒教就是国家的生命，因此挽救已亡的朝鲜之唯一，只有恢复儒教[39]。此后，他访问了中国五次，一方面向康有为求教，并且在韩国创建培山书堂的文庙和道东祠，以安置从曲阜孔府（衍圣公府）运来的孔子圣像和经传，藉以扩展孔教。为了建立孔教思想的基本，他写了一本《儒教复原论》（1919）。在这本书里，他表述其孔教思想，大致如下[40]：

第一章：如释迦、耶稣基督一般，孔子为我独一无二之教主。

第二章：基督教与佛教以天堂地狱说入教，是自上而达下者也；儒教则以民心或实际的道理入教，是下学而上达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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