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韩国史，以1945年为分歧点，可分为前半(4)

第三章：尊中华、攘夷狄的华夷论始于汉、唐、宋、明，不过是尊己卑人之习，这就违背天下之公理和《春秋》之主旨。

第四章：儒教伦理之枢要并不是差别或差等，而是通过《中庸》所言之“至诚”，达成的和谐。

第五章：儒教是可普及世界的，是一个进步的宗教。

第六章：基于性的攘夷斥邪论之兴起，乃因不知儒教的本旨就在于依《春秋》三世论实现大同理想社会。西洋的宪法和美国共和制理论，不过是《礼运篇》的大同思想和《春秋》三世说的注脚而已。

第七章：儒教的布教活动比较微弱，所以要讲究积极的布教办法，例如扩充教堂、培养教士、翻译儒教圣经。

第八章：儒教不排斥其他宗教（道并行而不相悖）。

第九章：儒教以人道参赞化育之功，施行博施济众之业，而与和谐，并致力于人类福祉。由此可见，儒教是人类所向往的一种圆满成熟的表现。

第十章：所有的宗教终究归于标榜大同太平世界的儒教。

由此可知，他一向抱持乐观的信念。

李炳宪从康有为受教，专门今文经学，是韩国唯一作出有系统注释的今文学者。起初，他接触孔教思想，而撰写了《经学》（1914）。他在钻研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之后，出版了不少著作。有关今文经学的总论和概要之书，则是《诗经附注三家说考》、《诗经补义》、《书经传注今文说考》、《尚书补义》、《易经今文考》、《清凉易课》（《易经随得录》上）、《云房易课》（《易经随得录》下）、《易经小笺》、《礼经今文说考》、《春秋经笔削考》[41]。其中除了简略介绍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的《春秋经笔削考》之外，其他皆是连康有为也未加以注释的。这就显示出李炳宪的今文经学素养，以及其研究领域之广泛[42]。

五、稳健改革派的儒教改革思想——以朴殷植和金允植为中心

对韩末的传统儒者而言，1895年的东学革命、清日战争中大清国为日本所击败，甲午更张等事件，所造成的冲击极大。他们惊讶于开化的西欧强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之新文明的威力。严复所译介的《天演论》（社会进化论）的“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理论，更加深了社会上的危机感。虽然如此，韩末大部分的儒者仍然采取所谓“尊华攘夷”的极端保守主义路线。不过，已体察到儒教改革之必要的一部分儒者，注意到由康有为、梁启超所推动的儒教变法思想。他们对康有为的大同说（根据“大同”概念的孔子改革思想），以及孔教运动（儒教是中华文化之精神实体应予以宗教化），颇为好奇。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逃亡日本的梁启超提出“新民说”的启蒙性儒教改革论，给当时朝鲜具有进步性的儒者带来极大的冲击，也引发了很大的回响。从此出现了张志渊（韦斋，1864－1920）、柳寅植（东山，1865－1928）、朴殷植（白严，1859－1925）、金允植（云养，1835－1922）等爱国启蒙思想家。对他们而言，儒教是含有民族精神的民族宗教。他们都以为儒教的重要教旨是“民为贵，君为清”的民本主义理念，是使全人类在太平世中大融合的大同理想世界观。所以，他们指出：只要彻底打破过去儒家与开化敌对的封闭主义，当代的社会危机就可以克服。由此可知，他们抱持较乐观的改革思想，并致力于改革理念之启蒙和实践。接下来要介绍宣扬“儒教改新论”的朴殷植和提出朝鲜自主改革的金允植。

5.1朴殷植的“儒教改新论”和阳明学

朴殷植的一生，就其思想之演变和爱国活动来看，可分为三个时期[43]。第一期自出生（1859）至1897年。在此期间，他属于卫正斥邪派，仅以朱子学为正学。此后发生了韩国史中的大事件，例如壬午军乱（1882）、甲申政变（1884）、东学农民革命、清日战争、甲午更张（1894）等事件。他亲眼目睹了反对开化的保守派和激进的开化派之间所进行的激烈斗争，并由这些事件察觉到对日本侵略的策略——斥邪卫正——之限制。于是，他改变态度，批判向来尊崇的朱子学。第二期从1898年加入为大韩帝国之独立自主而组织的独立协会（1896.7-1898.12）至1910年亡国为止。这时期他身为言论家、教育家，以及提倡主动吸收西欧文化的儒教改革运动家，因参与各种活动而分身乏术。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开设大东学会（1907），以破坏韩国的民族精神。朴殷植与之敌对，站在大同思想和阳明学的观点上，创建“大同教”（1909），作为儒教改革之主体[44]。同时，他批判朱子学的弊病，并为发起基于阳明学为本的儒教改革运动，写了《儒教求新论》（1909）和《王阳明实记》（1910）。在这一点上，他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发挥了极大的力。第三期（1911－1925）在亡国之后，他化身为亡命中国的韩国独立运动家及鼓吹民族主义的家[45]。

本文着重于第二期，介绍他根据阳明学所提出的儒教改革论。

在韩末，尤其朝鲜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保护国之后，即缔结乙巳勒约（1905）以来，儒林志士认为：在“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社会进化论面前，唯一谋求生存的办法就是主动吸收西方的学术和技术，而成为强者。儒者的心中充满了变法自强的想法，而朴殷植则主张为了实现变法自强，需要改革民族宗教的儒教[46]。当时，韩末儒学只信奉朱子学为正学，激烈反对开化。朴殷植就此指出其中的三种弊害：第一、儒教的根本思想是孔子的大同思想（据《礼记·礼运篇》）和孟子“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主义，而当时的儒教只是维护帝王而已[47]。第二、儒家欠缺如释迦的普渡众生和基督教的救世主义之类的布教活动。换言之，儒者不讲孔子周游列国思以易天下的理念，反而固执“惟是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易·蒙卦》）之理念[48]，所以只是消极布教的权威主义者而已。第三、韩末儒者所论的性理学颇为支离散漫[49]，因此，他主张此弊病一定要改革，要为儒教“求新”，即大力提倡“儒教求新论”。儒教求新之路，就在阳明学之中。

朴殷植的《儒教求新论》指出：儒学改革的理论必须根据阳明学，因为在人类需要科学的实用之际，“支离浩繁”的朱子学难以为用，不如阳明学“简易直截”[50]。人生有限，而支离汗漫的朱子学，即使穷其终身之力，也没有卒业的一天，因而没有时间成就事业[51]。因此，如果要使孔孟之道不失其传，不得不教育简易直截的法门（阳明学）[52]。阳明学才能克服既具教条性又不免烦琐的朱子学之弊端，使青年合乎时宜，以应付时代的激变。

阳明学的实践论的理论根据是“良知”。据其所言，“良知”是引导人心之“神圣主人”，是“帝舜所谓道心”，是“成汤所谓上帝所衷”，是“孔子所谓仁”，是“孟子所谓良知”，是“释迦所谓话头”，是“耶稣所谓灵魂”[53]。他进而叙述了自己所体会的良知之本质，即良知是：（1）自然明觉之知；（2）纯一无伪之知；（3）流行不息之知；（4）泛应不滞之知；（5）圣愚不间之知，以及（6）天人合一之知[54]。在朴殷植看来，如此纯一无伪之知，是不断地勉励自己以克服苦难的实践课题。它是不论圣愚，对于所有韩国人民所要达成的民族事业（即回复国权）的明觉之知。它是导致“天人合一”理想世界的主体良心之回响。可见朴殷植所谓“自然明觉，纯一无伪”的良知是指通过变法自强以回复国权的愿力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