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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德意志意识形态》是表征马克思主义(9)

2014-01-16 01:20
导读:MEGA2Ⅰ/5-20 [莫泽斯·赫斯:]《晚近的哲学家》 MEGA2Ⅰ/5-21 [莫泽斯·赫斯:]《阿尔诺德·卢格》 MEGA2Ⅰ/5-22 [莫泽斯·赫斯:]《共产主义预言家的密

  MEGA2Ⅰ/5-20 [莫泽斯·赫斯:]《晚近的哲学家》

  MEGA2Ⅰ/5-21 [莫泽斯·赫斯:]《阿尔诺德·卢格》

  MEGA2Ⅰ/5-22 [莫泽斯·赫斯:]《共产主义预言家的密谋活动》

  MEGA2Ⅰ/5-23 [莫泽斯·赫斯:]《奥古斯特·贝克尔的月刊:〈宗教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快乐信使〉》

  与过去的各种版本相比,上述编排办法的突出特点就是不再人为地去编造出一个体系,而是维持了手稿或刊印稿的原貌,把进一步的解释工作留给研究者去做。

  2003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年鉴》收录了按照上述思路编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二章[20]。它被视为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正式版的“先行版”。在排版方式上,它遵照原始手稿的对折模式,并且使用不同字体凸显马克思所加的着重号。在页码上,在每一段文字的相应部位只是标注了马克思的原始页码,对于恩格斯标注的页码和马克思的标注页码的关系则放在文章后面的解释中加以说明。

  此外,日本学者除了以个人的方式从事《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如前述广松涉、涩谷正和小林昌一等人的编排)外,近年又实质性地参与到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之中,2006年11月24-28日涩谷正、大村泉、平子友长等人与该卷编辑小组签定协议,明确由日本学者编辑该卷的电子版,以解决印刷版不容易或不方便反映和体现的文本手稿的修改过程、以往版本的排印疏漏等问题。2007年8月29日在清华大学成立的“中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研究会”上,日本学者介绍了他们的编辑设想以及目前的进展情况。因此,他们的这些工作也应该算是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卷编辑的组成部分。

  六、版本考证与文本解读、思想阐释的关系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至此为止,根据我目前所收集到的文献资料,经过甄别和辨析,完成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保存、刊布及版本的考察和梳理。笔者之所以花费这样大的精力进行细节考证,体现了对文本研究中版本考证与文本解读、思想阐释之间关系的理解,在本节中集中陈述一己之见。

  首先,必须说明,版本考证是文本解读、思想阐释的基础和条件。

  精深的文本研究绝不能面对一部现成的、经过别人编辑而成的著述马上就进行解读,尤其忌讳单纯根据其中的只言片语便对其思想进行概括和评论,首先应做的前提性工作是对文本写作的原初背景及写作过程进行考察,对该文本的原始手稿的各种版本进行甄别,因为我们虽然把文本看成是作者思想的表达,然而同时又必须保持警觉,即文本与原始思想之间其实不可能是完全对应的关系,就是说作者的思想未必已经完全通过文本表达尽净了。而文本研究必须尽可能根据文本及其相关文献把文本与作者思想之间的一致或差池作出分析。这样,从文本本身出发,虽然最初提炼和抽象的只是文本中的问题或思想,但版本考证的各项细致的工作已经廓清了它们产生的文本语境、原初含义,以及相同问题的内涵演变与当代体征,这就使我们既看到历史延续和累积,也可以把握创新与重构,使文本中的原始思想的当代价值真实地得以呈现出来。

  为了呈现一个完整的文本解读基础,对于那些思想深邃而又命运多舛的作品,应当对关乎此文本的所有文献,包括准备材料、先行稿、最初草稿、过程稿、修改稿、誊清稿、刊印稿、失佚稿以及其他相关材料进行全面性的收集和翔实的考证。《德意志意识形态》正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除却写作过程中的特殊情形(如出版形式一直不能确定、对有的批判对象的有关著作或文章不太了解、另有《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英国社会史》的写作计划等等),它没有顺利完成,就内在的思想根源说,一定程度上缘于马克思等人了断与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及当时德国流行的其他社会主义学说之间关系和因缘的艰难,新的思想的剥离、锻造和建构过程的艰难,因此关乎那些原属于同一阵营、观念互为背景和参照的思想历练过程中那些众多的文献文本都是我们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必须要注意的材料;再从最直接的关系考虑,昭示马克思等人思想进程的那些文本、被马克思喻为“莱比锡宗教会议”的《维干德季刊》第三卷上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的文章、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费尔巴哈、卢格、赫斯以及其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著述也都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准备材料的范围,因此,也需要对这些著述给予程度不同的关注,甚至详尽的解读。

  然而,就《德意志意识形态》本身来说,它的写作过程异常复杂,写作之初还没有通盘的框架构思。待确定了批判对象后,先写出一些短稿,这些篇章虽然后来也没有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但实际上是正式写作前的“尝试”或“演练”,因此,可将其视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先行稿”。如果不算《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那么至少《对布鲁诺·鲍威尔的反批评的答复》是属于这样的“先行稿”,对此我们也就不能视而不见。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最初的草稿、两卷本体系框架的形成过程、特别是《费尔巴哈》章文稿的各不相同的手稿,还有迄今所有版本都没有收录的一些刊印稿、作为原属第一卷组成部分的《“格拉齐安诺博士”的著作》和第二卷遗失的两章,等等这些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过程稿、修改稿、誊清稿、刊印稿、失佚稿以及其他相关材料,更是我们特别需要加以关注的重点。至于对《费尔巴哈》一章多种不同的编排方案,我们当然需要将这些重要的版本集中在一起进行比较和鉴别。

  所有这些并不是搞什么“烦琐哲学”;相反,可以说,版本考证深入和准确的程度与对作者思想把握与理解的客观程度是成正比的。这里,我不得不特别要表达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家所作工作的敬意,特别是对他们在研究中所体现的谨慎、严谨的治学态度的钦佩。联想到国内长期以来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状况,那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绝大多数研究者撇开对这一著述的写作过程、版本源流、文体结构的探究,甚至对其内容也不作全面性的解读和梳理,单纯根据通行本中的某个段落甚至一句话就无限演绎、提炼,根据当代现实和流行的观念去挖掘、比附马克思的思想,把马克思的原始思想弄得与当代社会现实和流行的思潮具有比肩而立的地位。现在看得很清楚了,这种没有学术依据、蹈空阐释的所谓“研究”,只有“时效性”,没有恒定性,因而也就很少有科学性和学术性,以至于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内的马克思文本研究方面的积累是如此薄弱,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理解长期没有达到马克思本人所实现了的哲学变革的高度,而是一直处于一种低于马克思的或“前马克思”的层次和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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