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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他的批判作品之后,在康德看来,还遗留下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困扰了他一生,甚至为此他不得不打断他的正常著述,而去扫清他称之为“理性丑闻 (scandal of reason) ”的东西:“理性反对自身”[xiv] 的事实或者是知性(thinking)超越了我们所能认知的限制以至于陷入自相矛盾。我们从康德自己的陈述中知道,他的思想的转折点是人类认识能力及其局限的发现(1770年),这个发现花了他十多年的时间去精心阐述,最终出版了《纯粹理性批判》。从他的信中我们也知道这么多年的巨大辛劳对他别的计划和理念意味着什么。他说,这个“主要论题(main subject)”就像一座“大坝(dam)”阻挡着所有他已经计划完成并要出版的作品;它就像“一块拦路之石(a stone on his way)”,只有搬走它,他才能继续前进。[xv]而且,当他返回到在前批判时期的问题意识时,这些问题在他现在的研究的基础上已经有所改变;但它们从没有溢出他的思索范围,我们也不能说它们已经丧失了紧迫性。
最重要的变化可以从下面看出,在1770年的转折之前,他已经想要写作并且出版《道德形而上学》,但这本著作事实上直到三十年后才完成写作并出版的。不过,在早期阶段,这本著作是在《道德鉴赏力(Critique of Moral Taste)》[xvi]这样的题目下的。当康德最终转向第三批判时,起初他仍称之为《鉴赏力批判(the Critique of Taste)》。因此出现了两件事:在十八世纪都喜欢谈的一个主题,即鉴赏力的背后,康德发现了一种全新的人的官能(faculty),称为判断力;而与此同时,他将道德论断从这种新发现的官能(faculty)中收回。换句话说:现在是鉴赏力将决定美和丑,而正确与错误的问题既不是鉴赏力也不是判断力而是仅仅由理性决定。
第二讲
[“卡拉赞”(Caraza)的梦:]随着他的财富增多,这个吝啬的财主就与之成比例地把自己的心对每一个别人的同情和爱都封闭了起来。同时,随着人间的爱在他身上冷却下来,他对祈祷的勤勉和宗教活动却增多了。在这种忏悔之后,他又接着说道:有一个晚上,我在灯下结我的帐,算我的利润,这时睡意压倒了我。在这种状态中,我看到死亡天使像一阵旋风席卷了我,在我得以向那种可怕的打击求饶以前,它就袭击了我。我惊呆了,这时我察觉到我那永恒的命运是注定了,对我所做下的一切好事再也不能增添什么,对我说干下的一切坏事再也不能取消什么了。我被带到了住在第三重天的那个人的宝座之前。照灼着在我面前的光辉就向我说到:“卡拉赞,你对上帝的服侍已经被拒绝了。你已经封锁了你对人类的爱心,你以贪得无厌的手紧紧把握着你的财富。你只是为你自己而活着,因此你将来就在永恒之中也会使孤独的,并且会断绝与整个被创造的世界的共同生活而活下去。“在这一瞬间,我就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所冲击,被驱逐出了被创造的世界那座辉煌夺目的建筑物。我很快就把数不清的世界都留在了我的背后。当我临近了自然界最边缘的尽头时,我就注视到茫无边际的虚空的阴影沉入了我面前的深渊。那是一个永恒的沉寂、孤独和黑暗的可怕的国土!这个景象使我充满了不可言喻的恐惧。最后的星光在我的视线里慢慢消逝了,最后闪耀着的光亮终于消逝在最遥远的黑暗之中。绝望的死亡焦虑每时每刻地都在增长着,正如每时每刻我和最后还有人居住的那个世界的距离都在加大。我怀着无法忍受的内心焦虑在想着,哪怕是一千年里有一万次把我远远地带到了一切被创造的世界的界限之外的彼岸,我也仍然要无援无助地而且毫无返回希望地永远在仰望着前面无从窥测的黑暗深渊了。——我就在这种迷乱之中朝着现实的对象那么热烈地伸出去我的手,以至于我因此醒了过来。于是我学习到了要尊人;因为即使是我在自己幸运的虚骄时刻拒之于门外的那些最微不足道的人,我在那种可怕的荒凉中也要把他们置于远远超出哥尔康达(Golconda)[ 哥尔康达(Golconda)为印度南部海德拉巴德附近的古城,以产金刚石著称,苏丹王曾在此积聚了大量财富,1687年被印度蒙兀儿皇帝(Aurangzeb)所毁。——原译注]的全部财富之上的。[xviii]
第二个遗留下来的问题在《判断力批判》第二部分中占据核心,这部分和第一部分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于整个著作都失去了完整性,这一点经常引起人们的评论;例如,Baeunler曾问道,这是否只不过是一个“老人家的奇思怪想(old man’s whim)”(Greisenschrulle)[xix]这第二个问题是在《判断力批判》第67小节出现的:“人的生存究竟为什么是必要的(Why is it necessary that men should exist at all)?”这个问题也是遗留下的关注之一。你们都知道,根据康德的说法,他的哲学事业是由回答三个著名的问题完成的:我能知道什么(What can I know)?我应该做什么(What ought I to do)?我可以期望什么(What may I hope)?对这三个问题,康德曾经在他的课程演讲中加了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What is man)?而且,他还作了解释:“人们可以将其统称为‘人类学’,因为前三个问题关联(预示)着最后一个问题。”[xx]这个问题和另外一个传统问题有明显的关系,莱布尼兹、谢林和海德格尔都提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应该存在某物而不是无物存在(Why should there be anything and not rather nothing)?莱布尼兹称其为“第一个我们有权利提出的问题(the first question we have a right to raise)”,并且补充说:“因为无物存在比存在某物更简单也更容易(For nothing is simpler and easier than something)。”[xxi]这应该很明显,虽然你以“为什么”的方式提出问题,但每一个以“因为”开始的答案听来是而且只能是愚蠢的。因为实际上“为什么”并不是要求给出一个“原因”,就像是问“生命如何发展”,或者“宇宙如何形成(或是或不是由于大爆炸)”那样;他要问的毋宁是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什么目的,以及“这样的目的,如自然本身实存的目的必须超出自然之外去寻求”[xxii],超越生活的生活目的,超越宇宙的宇宙目的。这种目的,和每一个目的一样,一定是超越自然、生活和宇宙的,而且因为这种目的,自然、生活和宇宙被降低为比它们更高的东西的手段。(海德格尔在其晚期哲学中,屡次试图将人类和存在置于一种交互性中,在这种交互性中其中一个预示着另外一个并且以另外一个作为条件——存在吁求着人类,人类成为存在的守护者或牧人,存在因为其去蔽(its own appearance)而需要人类,人类需要存在不只是为了生存而且是因为人类参与着(being concerned with)自己的存在,这和任何其他实体(entity)[Seiendes:存在(being)]、任何生命物都不同。[xxiii]——这种努力更主要的是避免内在于这些一般的“为什么”问题中存在的相互的降格(mutual degradation),而不是避免所有关于虚无(Nothingness)的思考中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