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流行一个颇为晦涩的名词，叫做“汉语思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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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的主旨是保护人人的自然合法的个人主动性，以此为组织社会的第一原则。现在可以用这个原则衡量一下长期以来在中国流行的政治思想。

;;; 1. 比如军政、训政、宪政的思想，便涵有不信任公民自主权的前设。军政是暴力夺取政权，否定自发自治的公民社会，而训政的期限可以理解为短期或长期，乃至无限期，必须将民众“训”成领袖或政党满意的样子，才能“还政于民”。然而这种理论得不到逻辑的或历史的证明。理性自利的理论前设，或经验观察，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辛亥成功，未经军政。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普通公民，虽然在抽象复杂问题上（例如“什么是民主？”）也许难于判断，但在切身利益问题上，以及根据切身利益选举议员、领袖或政府的时候，很少会出错。即使是儿童，也能够判断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普通农民为什么不能判断，选举谁对他有利，少受勒索和骚扰，能代表他说话？他需要的是自由和知情，不受威胁和欺骗，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训政”。如果选举不是公正自由的，而是由官方控制的，候选人不是公众自由提名，而是官定的几个在他看来同样靠不住的人，他自然会认为选举是欺骗，反正投谁一票都一样，不如把选票卖了得点实惠！这能怪农民么？这是他的权利被剥夺而作出的反抗。这从反面证明农民有能力选择政府，不需要训政。自然理性的社会秩序，以承认和尊重未经改造的个人主体的抉择能力和权利开始。如果以自上而下的，压制个人自由的社会纪律或意识形态为组织社会的根本前提，则不可能建立以主体契约精神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公民的教育和提高，只能在宪政实践中实现，而不是由暴力****的政党和领袖来“训导”。最需要受教育的其实是这些统治者。

;;; 2. 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中国学习西方百年，老师总是打学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摒弃西方民主，实行列宁式的革命和专政。这类思想有一个逻辑：西方总是欺侮我们，所以西方的宪政民主是坏的制度。也就是认定，西方的坏外交政策与宪政民主制度有必然因果关系。这是错误的逻辑判断。从一种社会制度，不能推出一成不变的好的或坏的外交政策。这里没有必然逻辑关系。任何政府皆可能实行错误的外交政策。十月革命后的那个政府，多次侵犯别国主权。民主政府的外交政策必受民意影响，但民意并不总是正确的，而且当社会意识不成熟或分裂时，也可能被政客利用。因此不能以一时外交政策的好坏来判断政治体制的优劣。这里的另一个错误逻辑判断，是以西方国家打不打我们为应不应该学习宪政民主的理由。这是上面错误判断的推论。我们是否学习和实行宪政民主，应该出于内在的理由，要看它在现有已知制度中，是否与我国自发传统相调和，最能发挥我们民族的潜力，最少压抑个人主动性，最能使我国成为相对安居乐业、繁荣富强、富有创造力的国家。这便回到本文的出发点，即：组织社会的第一原则，是个人主动性还是压制个人主动性的其他原则？在这里，这个命题换为：在已知的社会制度中，宪政民主是不是最少压制个人主动性的制度？人的立场和思维不同，答案亦不同。如果问西太后，她大概不会给出肯定答案。北伐以后的执政者也给出否定答案。这里的历史回顾虽然过于简化，但此种回顾和分析却十分重要，它使我们知道，近几十年中国的巨大苦难，是建立在多么脆弱的逻辑和不成熟的气质之上。

;;; 3. 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里有两个概念必须分辨。“代表”是一个契约概念，已包涵个人主体性。如果我没有主体性及主体所认定的利益，你代表我什么？你能代表一个没有主体性的东西（比如石头）么？既然你自称代表我的利益，便已经承认我有主体认定的利益，也就不得不承认我有主体性。既然我是自主的主体，那么你代表我的任何内容，必须经我批准，一事一议，由我监督、审查或取消。这是一个契约过程。如果没有契约或广义的契约（认肯），你就没有权利或资格代表我。因此，未经“最大多数人”一个一个的签订契约或认肯、监督的所谓“代表”他们抽象利益的宣言，既没有意义，也不合法。如果一个律师未经诉讼人委托和同意，便到法庭上“代表”他的利益，岂不滑稽？如何代表最大多数公民的利益，必须有社会公认的组织程序和验证手段，是十分复杂的问题。未能设立这些前提，便自称代表云云，只能制造假象。另外，“利益”是什么？利益不是主体性以外的东西，而是主体认定的价值。我的财产是不是我的利益？不错。但只有我认定为价值的我的财产，才是我的利益。如果我否定我的财产（不要忘了自古以来有人否定和放弃财产）它就不是我的利益。我的人身自由是不是我的利益？不错。但如果我否定我的人身自由，将它交给主子换取人身保护，它就不是我的利益。因此，利益是主体认定的一种特定的价值。明白这点很重要，因为明白这点便可以明白，人的利益是主体的而不是外加的，只能由主体认定而不能由别人认定，而且人的最大利益是自由，即主体选择和认定的权利。没有自由便无从选择。这便回到本文的出发点，即，组织社会的基本原则是不是个人主动性？这里换为：由公众大声说出和伸张自己的利益，还是由领袖决定并代表公众的利益？

;;; 4. 自由与平等不可得兼。这是西方理论的著名悖论。柏林认为，社会自由与平等不可得兼，自由越多，则平等越少。因此现代西方政治理论，有倾向自由与倾向平等的两大类，且有水火难容之势。这个伦理难题不仅使西方知识界分裂，而且至今使中国知识界分裂为所谓“自由派”与“左派”，因此这里有必要化一点时间予以探讨。

;;; 以罗尔斯、高齐耶（David Gauthier）、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推论（演绎）正义理论，大抵以社会成员的“交叠共识”的“合理性”为正义标准，实际上举出自由、平等这两大原则，论证者加上一些附加原则，如理性原则（以个人自利为准而不以他人所得利益为比较），信息均等原则（如罗尔斯的“无知之幕”超越个人才华、地位、趣味等），契约原则（共识），法制原则（普遍性、公共性）等。但基础是自由原则和平等原则，即基本政治自由权利和社会机会均等。罗尔斯设定这两大原则的方式是：一、一切社会成员同等地享有一个基本政治自由权利体制，该体制得到公正的保证；二、社会和经济原则必须满足两个原则：1.一切职位和工作的机会对一切人均等；2.向最弱势的社会成员倾斜。这第二原则是所谓差别原则，是对不平等的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