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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只是举出几个实例,来测试本文提出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基本前设。
;;; 四、成败与得失
;;; 现代中国思想的发生,是清末开始引进的西方政治社会学说与中国社会传统,包括传统学说与传统实践,相激荡相砥砺的过程。北伐以后建立的一种权力话语,虽然引入一些西方观念,如民族、民主、党派、国会、宪法之类,但在整体结构上并未接受任何一种西方学说。在整体上,仍然是传统****的权力话语,忠君思想,心学伦理,点缀一些西方民主词句。这个权力话语改写了民国初年的历史,但它与民国初期思想所代表的自发公民社会与自西方引进的宪政民主思想,处于对抗和张力之中。五十年代以来建立的另一权力话语,则是点缀以另一套舶来词语如历史决定论和辩证法的传统****,而发展为全面意识形态极权的话语。它更全面地改写了近代史,已经形成一种新传统,至今制约着中国人的思维。二十年来在中国发生的一切所谓新思潮,皆可理解为对这个权力话语的解构,然而功败垂成。为什么?因缘错综复杂,可以从几个主要方面来分析。
;;; 思想与文化的断裂。晚清以降发生在中国的新思想,目的是使贫弱劣败的祖国立足于以前没有认识到的列强世界。这是一个自省和学习,却不是自卑和生吞的过程。为什么?因为那些先哲是有文化教养的人,自幼沉潜经史,贯通百家,而且深知民情礼俗,于中国传统智慧及积弊两方面,并皆深有体悟。他们是文化的故家子,故而明白,几千年连续的文明,不可能没有内在的优异品质。近代在强大异质文明面前的劣败,自有劣败的理由,但不可能全面劣败。自幼熏习的文化教养,有一种好处,便是养成日常生活中的“择优”本能。比方同样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故家子到了古玩店、字画店、家俱店乃至饭店里,选择低劣赝品的概率,比一般人低得多。思想文化的选择,道理是类似的。辛亥以后,知识界的最初共识和制度选择,便是西方最佳体制与中国近代自发公民社会的结合,即宪政民主。既经初步抉择,此后需要解决文化心理的适应问题,以及社会实际问题,实乃严重的考验。然而事与愿违,没有给出考验的时间,便溃败了。也可以说,两种文化心理的较量,在第一回合,稳健择优心理,败给褊急速成心理。速成派认为,解决军阀问题只有征伐。而征伐据说需要强大的,忠于领袖和主义的党军。征伐以后的统一和御侮,收回主权和富国强兵,更需要铁腕的,不惜以任何手段诛除异己的领袖独裁。这种思维心理,与古老的法家传统一脉相承,又取法乎一战以后德日等国的“速强法”。自古以来,中国的治国方略,大抵取舍于法、道、儒三家之间。凡急于速达统治意志者,必诉诸酷法,仿佛抱令守刑,罔有不臧。其视野中,社会只是一盘棋,一群羊,一堆黔首,而忘了公众也是和“元首”同样有意志的人,社会的运作必须通过他们的自由意志。历史上靠酷法速效的王朝,无不短命夭折。北伐建立的独裁,亦不例外。后来建立的另一专政,则更迷信群众运动的方式,近于法家的权谋。起初的所谓农民运动,其实是挑动农村的“非农民”,即非正当务农、家无恒产、心怀怨恨的那部分人,起而破坏一切既有的社会秩序。仿佛不靠增加,而靠分掉社会财富,便可以解决贫困问题。以后的一系列运动大抵发动受压抑有怨恨,或自以为牺牲别人可以自保的那部分人,以此为“领头羊”,带动无言被动的“群盲”,****领袖的政敌或异己分子。两种权力话语有一种共同的思想基础,就是将公权力化为私权力,国家军队化为党军,以强制手段压制个人主动性以速达统治意志。所不同者,是诉诸权力合法性的理由不同。其一诉诸社会纪律的必要性,另一诉诸历史规律即形而上的真理。而群众运动在社会的核心方位造成不可抗拒的离心力,社会分裂为相互仇恨对抗体,至今人们相互倾轧、怨恨、冷漠而不自知。与此相反,民国初期的政治思想,上承无为和礼治传统,外取西方经过长期经验检验的宪政原理,因而注重社会发展内在的自发力量和个人主动性。清末民初,公民社会与地方自治,颇有长足的发展。这是内在因素如乡绅自治、文化自由、清静无为等传统,在外来因素如开阜、外贸、铁路、工业、废科举、兴西学的诱发之下而起的新气象。民国宪政民主思想,旨在寻求中国最佳经验与外国最优体制的融合,因而有尊重社会自发力量和公权力,不迷信武力,信任理性秩序,力求温和渐进等特点。这种制度选择不是单纯的思想引进,而是立足本土经验的择优选择,是新思想与文化传统的延续。而五四后期由一些在知识和思维方面颇有欠缺的人接受激进主义和外国“速强法”,则属于思想与文化的断裂。暴力政权和意识形态极权彻底摧毁了中国早期的自由思想。经过几十年的极权统治,自由思想和传统文化并皆中绝。八十年代重新引进的自由思想,颇受法国革命激进主义的影响。这种思想易于导致速成急进心理及行为。老一代的文化素养和智慧已经不复存在。择优本能不是留学几年,读个学位,可以学会的。It takes three generations to make a gentleman. 这时引进的西方学说,大抵限于书本上的学术,一套术语及叙述。而对于发生学说的西方传统,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社会实践等方面,尤其本土文化传统及社会心理、民间礼俗诸内在承受因素,皆缺乏深厚的理解洞察。九十年代,随着文化稍稍复苏,知识界的理解亦稍渐明智。然而社会已急剧分化,病急而乱投医的急躁心理,新传统的话语制约,对历史文化的消化不良,尤其现代史的被扭曲遮蔽,始终是现代中国思想的大障碍。
;;; 思想与气质的关系。海德格指出,思维总是伴随着一种心情。然而“伴随”是什么意思?仅仅同时同步发生?还是心情引导或影响思维?或是思维的结论影响心情?心情是一时的情感状态。境界有更为恒定的性质,而气质则是“稳定的人格特征”。对于受过严格思维训练的人,也许气质不致影响推理过程,但人的直观洞见,价值决断,也就是思维的基本前设,往往受气质的影响。人的气质与思想总有趋于一致的倾向。习惯于自由思想,信奉宪政民主的人,多半有公民意识和公民气质。反之,不尊重他人权利,甚至本能地蔑视他人,视人为可欺可骗可驱使可利用的人,或习惯于跟从领导,缺乏独立精神的人,也就很难容纳自由思想和宪政民主学说。这种概括也许过于生硬,人的具体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但思想习惯最终往往固化为人格气质。讨论中国思想,不能对此避而不谈。上文谈到的所谓择优本能,是一种文化教养,而宽容,平等待人,尊重人的权利,让人说话(尤其是反对我的话),则是一种政治气质。如果我们将现在中国人的一般气质与民国初期稍加比较,大概不难发现,现代人的心理更为阴暗不明朗,更容易妒忌报复,更不习惯别人反对自己,更喜欢告密,更依附领导,更崇拜始皇大帝,更不负责任,更不尊重公平规则,更喜欢造假剽窃等等。当然这样概括也很“玄”,人的具体情况不能以抽象的概括来论断。也许你遇见的第一个人不是这样,第二个人不是这样,第三个人也不是这样。但是如果你阅历的人多了,而且你熟读民国五四时期的文献,甚至交往过老一代的知识者,大概你不难有这种感想。这里只能诉诸感想,无法诉诸严格的论证。这种讨论也只有自省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几十年来的权力安排和教育方式,既造成“官本位”的体制,也塑造了匮乏公民意识的气质。在权力场中,不处处是大小秦始皇在统治着他的天下吗?哪怕一个小小的乡镇村所,一个家族企业,一个小学的班级,不是常常有一个不可挑战的“长字号人物”在统治着吗?一切权力斗争不就是争的这“第一把交椅”吗?科学界和学术界,不是也有学阀和不可挑战的权威,为了他的面子宁可歪曲真理和压制新生力量吗?哪怕一个售货员,为了张扬他的权力,不是也可能压制市场公平规则吗?中国人的精力、智力和创造力,不是常常消耗在这种气质的磨练和摩擦中么?这种情况近来似有好转的趋势,但仍然严重到足以令我辈自省的程度。我们需要警醒的是,与****或极权体制想伴随的,往往是一种渺小阴暗的心理和气质,而与自由体制相伴随的则常常是一种明朗的尊重他人权利和公平规则的心理和气质。要不要自由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这两种气质之间的取舍,因为,牢固的思想习惯最终会形成一种精神气质。中国需要的不仅是书本上的自由思想,而且更是实实在在的公民意识和公民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