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流行一个颇为晦涩的名词，叫做“汉语思想

; 近年流行一个颇为晦涩的名词，叫做“汉语思想”。思想的要素是命题，不是语句。命题可以在不同语言中转换，真值不变。我们可以清晰无误地说“汉语文学”“希腊语文学”“德语文学”，却不能同样说“汉语思想”“希腊语思想”“德语思想”。中国各民族的处境相同，命运与共。我们谈论中国思想，期待一种直面中国真实，切实分析中国问题的思想能够出现。

;;; 然而中国问题是什么？自从一百多年前中国被列强连连打败，中国人感到自己的国家劣败以来，如何走出这历史困境，始终是萦绕于中国人心头的根本问题。然而这里劣败不等于那里劣败，更不等于全面劣败，不加分析便全面否定自家的家底，那才是自卑劣败心理。要不要全盘西化？全盘俄化？全盘什么主义化？有没有一种外国或国际通行的体制，可以和中国传统自发经验相结合，在中国的深思熟虑引导下，使中国走出这历史的困境？辛亥成功以后中国走的是什么道路？后来又走了什么道路？何以走到今天的困境？中国究竟需要什么？

;;; 一、 问题的提出

;;; 1921年，时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的罗素，写了一本题为《中国问题》的书，其中提到，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这似乎与今日吾人的理解颇相龃龉。今天的中国人，提起民国时代，似乎并无好感，无非是复辟卖国，军阀混战，国耻连绵，有何自由可言？我们似乎忽略了事情的另一面，倘能以冷静之心，回顾现代史实，或许有助于理解今日中国之问题与思想。

;;; 辛亥至北伐，中国工业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八至九，发展之速，令人瞠目。自由企业，公民社会，空前茁壮。晏阳初于1920年开始的农村调查，1923年在京成立的中华平民教育总会，仅为一例。各地商会、工会、同业公会、学生自治会、专业学会，研究会等民间组织，遍地出现，如雨后春笋。一切结社、报刊、出版、成立公司或政党，无须政府审查批准。地方自治，盛况空前。仅嘉兴县便有二十来个商会，绍兴的商会一时竟暂代地方议会选举县长、制定税收。梁启超描述当时的实业是：“上之则政府设立农工商部，设立劝业道，纷纷派员奔走各国考察实业，日不暇给，乃至悬重爵崇衔以奖励创办实业之人，即所派游学及学生试验亦无不特重实业，其所以鼓舞而助长之者，可谓至矣。下之则举办劝业会、共进会，各城镇乃至海外侨民悉立商会，各报馆亦极力鼓吹，而以抵制各货挽回利权之目的创立公司者所在多有，其呈部注册者亦不下千家。”（《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人口流动，未有限制。从乡村到城市，从国内到海外，务工经商十分便利。民意代表和立法机关，不受政府控制。相反，政府必经民选。各省推选的国会议员，虽然资质不齐，但大体反映民意及国民水准。梁启超参加国会，组织反对党。由国会聘请西方宪法专家，认真研究制订宪法。学生运动，不受镇压。五四学生运动，竟使政府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而学生暴乱，火烧外长住宅，痛打章宗祥等违法行为，政府最终让步，未受惩罚。这样宽容的政权，史无先例。（李大钊是1927年东北军阀张作霖武力占领北京后所杀害）。司法开始谋求独立与公正，可以从教育部佥事诉总长而胜诉一事，看出端倪。学术与言论之自由，各种政治理论设想在报刊公开辩论，乃是家常便饭。北大红楼学生食堂外走廊的一面大墙，号称民主墙，经常贴满大小字报，放言国事，言者无罪，亦未闻以诽谤获罪。有此背景，乃有学术弘扬、大师辈出的可能。舆论的自由多元，还有一种尤其值得注意的社会价值，便是大大抑制了政府封锁真相和商业欺骗的可能，使中国社会空前真实透明。这样的社会算不算自由，也可以和当时的美国稍加比较。美国自1788年实行宪法，1791年通过宪法修正案以后，已经奠定程序化的基本自由权利，但实践中公民获得自由权利的道路漫长。在宗教自由方面，非多数和非正统的宗教，如罗马天主教、犹太教、摩门教等皆受过迫害。妇女选举权至1920年始获宪法批准，而1972年国会通过的（男女）平权修正案，至1982年各州批准最后期限，因几个州反对，未获宪法权。印第安人迟至1924年始获公民资格，此前土地财产不受法律保护，1968年国会才通过印第安公民权利法案。二十世纪上半黑人受迫害歧视仍很严重。南方剥夺黑人选举权，参议员B.R.Tillmn（1918年）是公开的鼓吹者。迟至1974年，南方黑人学生只有百分之44可以和白人同校。1955年，阿拉巴马州的Rosa Parks因在公共汽车上拒绝向白人让座而被捕。西班牙裔、亚洲裔公民受歧视也很严重。隐私权，可举出1965年康奈迪克州法律仍禁止夫妇使用避孕套（本年被最高法院否决）。言论自由，可举出1917年社会党总书记Charles Schenck因向被征兵役者散发反对一战的小册子而被捕判罪，他向最高法院上诉被驳回。1940年国会通过史密斯法，1950年通过内部安全法，国家审查委员会公开传讯成千无辜公民。相比之下，北伐前初学宪政的民国，其宽容自由，不亦难得乎？我们也不应忘记，全国情况不平衡，地方军阀如张宗昌之野蛮，和土匪所差无几。再者，中国的情形与美国有性质的不同。美国是已经确立宪政，其历史进程是逐步完善法律，提高社会认识。中国是刚刚学习宪政，政治紊乱，政出多门。然而也应该看到，如果没有宪政意识和实践，也不会有当时的权力分散，对舆论的让步和公民社会、自由企业的蓬勃发展。这正是宪政与极权的不同。

;;; 辛亥革命，颇难说是“暴力革命”。武昌起义固然动用武力，但起事者多为清廷驻军之士兵及下级军官，颇有倒戈的性质。起义成功，各省当即响应，宣布独立，清帝逊位，未经内战进入共和。凡此皆说明，这是一次民意选择的政权转换，为中国历史之创例。此后虽有两次短暂的复辟及贿选丑闻，却不能改变中国民族已经抉择宪政民主及自由企业制度之事实。然而自由也有风险。世上岂有四平八稳的自由？民国的自由亦有其特殊历史背景，乃至特殊历史风险。在国会中不能占多数的国民党，在广东成立军校训练党军，孙文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俄国之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应当重组织，把党放在国上。”1926年北伐，打败合法政府，建立一党专政和经济垄断，中国乃拨转历史方向，重新走上****，乃至后来转向意识形态极权的道路。辛亥成功的绝佳历史机缘，失之交臂。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以公民社会、自由企业、地方自治为基础的多党议会制合法政府，被党军消灭了，而代之以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由党军而非国家军队支持的，后来又学习德国法西斯方式的****政权。民国初期的宪政民主实验，虽属幼稚，困于军阀和腐败，但毕竟是中国历史自发走上的正确道路。而北伐以后建立的暴力****，以及后来建立的意识形态极权，则是历史的逆流。我们今天之看不清民国政治的先进性质，只知道那是军阀混战、腐败无能，是由于北伐以后先后建立的两套权力话语彻底改写了这段历史，否定宪政民主，为独裁或极权设定合理性。丑化民国的目的其实是丑化宪政民主。时至今日，以历史规律为理由而肯定暴力政权的意识形态话语，受体制和宣传机器的支持，仍然制约着中国的日常语言和思维。在现行词典和教科书里，完整地保留着这套术语。在报纸、电视、影视、歌曲里充斥这种语言。为了直逼中国的历史真实，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的语言和思想。民国政府不等于军阀。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国，乃是民意选择的政府，其政体是多党议会宪政。有识之士参加这个政府，如黄兴、蔡元培、梁启超、颜惠庆诸人，是为宪政民主、收回主权、复兴祖国而工作，不是为军阀工作。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思潮皆以宪政民主为中国的希望。军阀也支持民国政府，但多半怀有自私野心。军阀问题确是民国的一大困扰。然而北伐以后，中国的的历史道路由宪政民主转向独裁专政。这种历史转变，对当时和后来的每个中国人，皆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中国究竟需要以什么方式发展？是在自由企业和自由竞争（包括军队国家化和各党派自由竞争）的环境中发展经济和社会呢，还是在强大专政的控制（以及不时镇压）中发展？社会的发展，是以个人自由主动为前提呢，还是以压制个人自由主动的社会纪律或意识形态为前提呢？任何现代中国社会思想，皆不得不回答这个问题或这个问题的变化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