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观念的quot;真quot;及其历史意蕴(10)
2016-02-16 01:05
导读：对真实存在的关注，同样体现在具体的知行过程之中。与道与器的区分相应，中国人很注重在假象与真相、现象与本质等等之间划界。就知人而言，在外部
对真实存在的关注，同样体现在具体的知行过程之中。与道与器的区分相应，中国人很注重在假象与真相、现象与本质等等之间划界。就知人而言，在外部的言行举止之后，中国人总是要求发现其真实的品格和德性，从正面看，有所谓"人不可貌相"之说，意即仅凭外貌，无法判断一个人真实的才干和能力，貌不惊人者，往往有超越常人的潜在能力；从消极的方面看，则又有"知人知面不知心"等格言，即光看一个人的外部表现，并不足以了解其真实的想法，外表善良，其心未必善。诸如此类的成语、格言，概括起来，其意无非是：应当通过外在的现象，进而了解一个人真实的内在世界，它从一个独特的方面体现了对"真"的追求。
从知人到知物，对"真"的注重始终贯穿其间。在中国人看来，现象有真假之分，因而往往并不可靠，惟有从现象深入到本质，才能把握事物的真实状况。与前文提及的道器之辩相辅相成，中国人往往注重本末、体用等等区分。本末、体用既与本体论上的存在与根据、实体与功能相联系，又表征着现象与本质之分，直至近代，这种区分依然是一个重用的论题。从现象走向本质的基本前提是，本质比现象更真实；而透过现象看本质，则意味着寻找更真实的存在。不难看到，在区分现象与本质、要求由现象深入到本质等等之后，蕴含着对"真"的某种追求，不妨说，正是以追求"真"实在为内在动因，中国人一再地趋向于本末、体用等区分，在这里，"真"制约着中国人对实在的看法。
把本体、本质视为更真实的存在，意味着对形而上的存在领域的关注。从逻辑上说，这种形而上的兴趣，往往容易导向对超验存在的探求。不过，就中国文化的主流而言，超验的追求并不占主导的地位。当孔子的学生问孔子有关生死、鬼神的问题时，孔子的回答是：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鬼神是彼岸世界的存在，死则意味着现实人生的终结，二者都指向超验的存在。在孔子看来，了解现实的人生，是理解生命终结的前提；从事现实的社会交往，是探求超验存在先决条件。这种看法对彼岸世界采取了存而不论的态度，而将现实的人生视为更真切的存在。从哲学上看，这里蕴含着如下观点，即不能将现实的存在与现象世界等而同之。现象世界主要相对于本体或本质而言，现实世界则是存在及其根据的统一，它首先区别于彼岸世界等超验对象；现象世界固然不具有本质或本体那样的真实性，但作为存在及其根据统一的现实世界较之虚幻的彼岸世界，则无疑是一种更真实的存在。在不能事人焉能事鬼的观念之后，既可以看到疏远超自然对象的理性主义精神，也不难注意到现实存在较彼岸世界更为真实的信念。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对现实世界之"真"的确信，在中国文化中逐渐引发了一种日用即道的观念。日用即人的日常存在及与日常存在相联系的生活世界，在中国人看来，道固然是终极的存在及人追求的目标，但它本身并非疏离人的存在。儒家的经典《中庸》便强调："道不远人"。人走向道的过程，即展开于生活世界中的日用常行，离开人的现实活动，道的真切实在性便无从展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庸》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即"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意味着走向作为真实存在的终极之道，道（导）中庸则表明这一过程即完成于日常的实践过程。在真切实在性上，形而上之道与人的日常存在表现出互补的向度：日常存在的"真"，赋予形而上之道以现实的品格；普遍之道的真，则从形而上的层面给日常存在的"真"提供了根据。
当然，在中国文化中，也存在着认同彼岸世界的趋向，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便把神仙之域视为理想之境，而众神的这种世界，无疑是虚构的存在。为了吸引信徒，道教往往强调神仙世界的完美性和真实性；事实上，道教中的众神，往往被称为"真人"，神仙的教导被奉为"真诰"，而传授如何成仙的经典，则常常与"登真"联系起来，道教中的重要人物陶弘景便编过《真诰》、《登真秘诀》等。在"真"这一旗帜下，神仙世界的理想性与"真实性"往往融合为一。不过，即使如此膜拜彼岸世界的道教，也并没有忽略现实的存在。这不仅在于道教的修炼内丹、外丹总是表现为日常存在中的操作，而且在于道教对长生久视的追求，实际上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现了对现实的生命存在的重视：长生所祈望的，无非是现实的生命存在的延续。这种现象表明，在中国文化中，"真"的追求，总是难以完全割断与现实存在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