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观念的quot;真quot;及其历史意蕴(2)
2016-02-16 01:05
导读：人们往往批评中国人注重实用，而缺乏为真而求真的精神，甚而以"实用理性"概括中国思维的特点。诚然，中国人很早就比较关注实际的需要，重视解决具
人们往往批评中国人注重实用，而缺乏为真而求真的精神，甚而以"实用理性"概括中国思维的特点。诚然，中国人很早就比较关注实际的需要，重视解决具体的问题，但不能因此便推断中国人缺乏求真的意识。致用与求真在中国人的思维传统中并不是彼此排斥的，求真固然往往以致用为指归，但致用本身也总是以求真为前提，在科学的领域尤其是如此。以天文的研究而言，这一领域诚然与解决农业、历法等问题相联系，但获得天象的真实材料（得其真）却是首要的出发点；在天文观察的过程中，"真"本身就构成了目的。从某种意义上看，没有对"真"的追求，也就不会有中国传统科学文化。
与科学领域的"真"相联系的，是人文学科中的"真"。中国古代当然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但近于近代人文学科的一些学术分支却已出现，文献考证、文字训诂等等，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早在两汉时期，古文经学已对经典中的语言文字作了种种训释，并由此在经学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注重训诂考证的传统，它在尔后的历史演进中绵绵相续，至清代，这一学术支脉进一步取得了朴学的形式，从清初到乾嘉时期，训诂、考证之学浸浸然成为一代显学。训诂、文献考证等等的中心原则是"实事求是"，在文献考证等成为显学的清代，"实事求是"几乎被视为治学的第一原理。这里的"事实"，是古代的文献以及其中的文字材料等，"求"即研究过程，"是"则指真实（本来如此）的形态。在小学（语言文字学）中，"是"或指文字的原始涵义（古义），或指文字的原始读音（古音）；在校勘中，"是"相对于后世传抄过程的讹误而言，指文献（古籍）的本来形态；在辩伪中，"是"主要指伪作的真实作者和真实年代等。以"求是"（求真）为学术研究的理想，中国传统的文献考据等人文学科取得了难以抹去的文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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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为形式的真观念，不仅仅指向事实界的真，而且具有价值观的意义。墨家主张"明是非之分"，既意味着区分真实的事实与虚假的现象，也蕴含着分辨价值观意义上的正确与错误。儒家一系的孟子，更多地从价值观的层面，对是非之辩作了强调。孟子生活在战国时代，当时各家各派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上，提出了各自的哲学理论、政治主张，形成了所谓百家争鸣的历史格局。孟子对此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儒家之外的各家之说，都不过是淫辞邪说，他们的存在，对圣王之道构成了一种威胁；欲维护圣王之道，便应当息邪说，拒淫辞。
圣王之道在这里首先被理解为一种最高的真理，相对于儒家之道，诸子百家的学说都不过是一偏之见，并相应地远离了普遍的真理。"真"在取得了道的形式之后，同时成为判断是非的至上准则。作为评判是非最高的真理，道所指涉的当然不仅仅是事实界的"真"，而更多地是价值观意义上的正当。事实上，在中国文化中，与是非之辩相联系的"真"，一开始便具有二重涵义：它既指认知意义上的"真"，又指评价意义上的"真"；如果说，在科学与人文研究的领域，"真"主要具有认知的意义，那么，在意识形态的领域，"真"则更多地具有评价的意义。
孟子要求息邪说、拒淫辞，已表现出定于一尊的意向：除了儒家所代表的圣王之道外，百家之言都应加以屏除。在这里，以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真理，已具有某种超然的性质。孟子之后，荀子提出"非十二子"，对先秦各家学说作了更系统的抨击，并由此主张"以道壹人"（以普遍之道来统一人们的观念），其中也蕴含着在认同真理的形式下统一意识形态的趋向。至汉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意识形态的统一逐渐成为政治现实。在独尊儒术的历史背景下，儒家的经典被视为权威的象征，而其中的义理则被规定为绝对真理。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儒学独尊的直接历史结果之一，是经学的形成。汉武帝时已设五经博士，经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形式。自两汉至清代，经学薪火相传，形成了悠深的传统。从具体的形态看，经学在其衍化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各个学派的侧重往往彼此相异。但作为经学，它们又总是有共同的的特点。经学的共同特征首先在于，它一开始便预设了一套真理系统，这种真理系统也就是经典所内含的义理。对经学来说，经典中的义理，是超越时空的普遍真理，这种义理只能加以领会和接受，而不能怀疑和批评；清代的王鸣盛曾言简意赅地概括了这一点："治经则断不敢驳经。"与之相应，经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不外乎对经学义理的注释、疏解，亦即对已有真理的阐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