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观念的quot;真quot;及其历史意蕴(4)
2016-02-16 01:05
导读：与事实领域的"真"相联系的，是价值领域的"真"。近代以来，不同立场和背景的人尽管对"真"或以"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真"理解各异，但"真"或"是"的权威性
与事实领域的"真"相联系的，是价值领域的"真"。近代以来，不同立场和背景的人尽管对"真"或以"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真"理解各异，但"真"或"是"的权威性却仍得到了普遍的认同。观点对峙的各方，往往相互论证自己的"真"或"是"，批评对方之"假"或"非"。从维新派与保守派、改良派与革命派之争，到中国革命中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及经验主义的论战，辨别"真"或"是"总是构成了重要的论题。
如前所述，传统的经学在求"真"和求"是"的形式下，逐渐形成了以经典、经义为绝对真理的预设，而作为真理化身的经义又进而被规定为评判是非的最高准则。这种经学的思维方式在近代并没有完全终结。以20世纪革命阵营中的教条主义者而言，他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不变的教条，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个别词句视为绝对真理，"文革"期间，甚而有"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之说。这种独断化的"真"、"是"，既被运用为论证某种主张的手段，又常常衍化为禁锢和束缚人们思想的工具。20世纪的30年代，从莫斯科回来的王明，曾指责毛泽东所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回到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要求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也往往被扼杀了。这里的"真"，似乎已成为一种权威的符号，而这种符号又常常被用以抑制创造性的思考。
颇有意味的是，"真"既常常被权威化，并借用为禁锢、抑制人们思想的工具，也往往成为解构权威、冲破禁锢的手段；后者较为典型的一例，是20世纪70年代末真理标准的讨论。真理标准的这场讨论，以"文革"期间及"文革"之后独断论的盛行为其历史前提。"文革"时期，领袖人物的每一句话，都被视为真理，所谓"句句是真理"，便表明了这一点。"真"似乎成为领袖的专利，而援引领袖的话，则取代了对事实之"真"的探索和研究，这种思维方式明显地受到了传统经学独断论的影响。"文革"之后的一段时间中，以领袖的个别词句为绝对真理，并以这种"真"和"是"压制创造性的变革，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以此为背景，真理标准的讨论，将主要的问题引向何者为"真"以及如何确定"真"，而判断"真"的标准，则由经典或领袖的个别词句，转换为人的社会实践。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共识中，以领袖和经典的个别词句为绝对真理的独断论开始被解构，而面向实际的创造性思考则获得了内在的根据。不难看出，整个问题仍然围绕着"真"而展开，而追求"真"、从独断的"真"返归实践中的"真"，则构成了解放思想、冲破禁锢的历史序曲。在这里，"真"这个关键词中所蕴含的观念，再一次显示了其深沉的文化力量。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二 体现于政治理念中的"真" 是非之辩主要从事实认知与价值评价的层面，展示了"真"的内在意蕴和力量。与之相联系的，是政治领域的"真"。如前所述，"真"本身既与假相对而指向认识的正确性，又作为妄的否定而涉及真实的存在，这二重涵义在政治领域中获得了其独特的表现形态。
从先秦开始，中国人便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勾画了种种的政治理想。理想作为与现实相对者，本来是一种指向未来的观念形态的存在，但在中国人那里，政治理想却常常与过去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并被理解为一种历史上的真实存在。对政治理想真实性的这种信念，又成为现实政治活动的激励力量。
孔子在这方面提供了典型的一例。孔子一身而兼数重角色：他既是哲学家、教育家，又是政治活动家。作为政治家，孔子将周代礼制视为理想的政治制度，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便表明了这一政治立场。周代的礼制，早已出现于历史过程中，作为历史中的存在，它无疑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孔子很强调这种历史的真实性，他曾回顾了夏、殷的政治制度，但因其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而无法作出确定的判断。孔子要求多闻阙疑，也表现了对历史真实性的注重。对孔子来说，周代礼制作为完美的社会政治制度，一方面合乎其政治的理念，另一方面，又具有历史的真实性，正是这二重品格，使之获得了理想的形态。孔子一再强调他所处的现实与理想的周代礼制之间的距离，要求恢复周礼，回到周代的政治制度。这无疑是一种理想的追求，但这种追求同时又表现为回归历史中的真实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