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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B的后代发现环境的恶化致使自己陷于贫困和落后,损害了农业生产力的时候,懂得环境的损害构成了一种“环境成本”。这种成本表现在:农业产量的降低,生活质量的恶化,一直到土地生产能力的完全丧失(水源枯竭、沙漠化、盐渍化等等)。历史上极端的例子是整个文明的终止;
– B的后代在认识了“绿色”的必要性之后,不得不投入各种资源为前辈的失误偿付“环境债务”,来恢复“绿色”状态(如果还有希望的话),这笔“债务”(资源总投入量)就可以认为是这“绿色”本来的价值;
– 从另一个角度看,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体,由于其经济、技术力量的差异,在资源、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破坏之后,达到(或恢复)“绿色”状态的能力也是不同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绿色生产力”是一种“环境友好”的可持续的生产力。在经济发展的马拉松竞赛中,是决定谁有希望胜出、跻身于世界前列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国际比较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能仅仅根据人均GDP来评价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绿色GNP”的概念 出现了,世界银行已经把“自然资本”即环境和资源的质量作为国家财富一部分进行评估。
农业是与“绿色生产力”关系最为密切的部门之一。但是,人类自古以来直到20世纪中叶,都没有“绿色生产力”的概念。它的“发现”只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才有可能,特别是在农产品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凸显了出来。
“绿色”意识是不会自发地在人们头脑里产生的。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贫困地区,首要的目标是“有饭吃”“吃饱饭”,不会把保护环境作为优先的目标。另外,在人口稀少、生态条件良好的地区,没有生态退化之虞,不存在保护环境的紧迫感,也不会萌生“绿色”意识。可见“绿色”意识的产生需要一定的条件。
“绿色”意识是在发达国家、特别是在欧洲首先萌发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发展有机农业方面也有不同的进展。这都不是偶然的,不仅因为那里人们已经十分富足,而且也因为在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环境真的出了问题。我们发现,这种“问题”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太严重当然不好,根治的成本太大;但是小到微不足道,也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不足以刺激“绿色”意识的觉醒。在人口比较密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最有条件促使“绿色”意识的萌发。
现在我们以人多地少的发达国家荷兰为例来说明。它在保护国家的环境、经济合理利用土地方面有着独到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