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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效应。地区专业化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农业资源,共享基础设施,使分散的生产者形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形成高效率的市场;有可靠的投入品供应公司;农场之间信息的交流密度和强度增大,形成对技术创新需求的强烈信号,有力地推动着新技术的产生、传播和扩散;优秀专业人才比较集中;研发机构容易从专业化地区及时获得信息反馈(甚至资金赞助),进一步开发新技术、改进原有技术或加以延伸,形成“生产→新技术开发→生产”一层层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循环。地区专业化的这种正“外部性”,是促进农业技术创新的温床、酵母和催化剂。
– 负面效应。这在集约型畜牧农场集中的东南部地区相当突出。由于养殖密度过大,过量的牲畜排泄物不能被有限的土地所消纳,导致局部环境质量下降,引起附近居民的不满。农场主不得不改进处理粪肥的技术(如开沟深施、封闭式堆沤、烘干),处理成本上升会降低农场的利润;人们对“动物福利”的关注,限制了畜禽的饲养头数,减少农场规模效益;更“人道”和“环境友好”的饲养技术也会增加农场的经营成本。
– 正负效应的转化。在一定条件下,局部环境的污染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效应,我想称之为“疫苗效应”。荷兰的情况就是如此:局部地区环境恶化,“恰好”严重到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远没有达到不可逆转的状态。这种局部恶化,犹如一种“疫苗”,它引起人体产生某种不适的反应(局部环境污染带来的轻度危害),但能够增强人体的抵抗力、免疫力(唤醒环境意识),从而可以防止严重疾病(环境破坏、资源衰竭)的发生和蔓延。
我们可以说,恰恰是一小部分地区短期的环境代价产生的这种“疫苗效应”,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环境志愿者队伍,形成“绿色生产力”的自觉性和动力更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地区,或者在生产规模细小但是小而全、因而污染点十分零散的地区,产生这种“绿色意识”的概率就低得多。
这可以用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状况作一对比。农业产生的污染总量已经相当严重,却没有出现这种“疫苗效应”,未能促使“绿色”意识更早萌发。这不是偶然的。长江三角洲同荷兰的差别,不仅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低、老百姓平均受教育年限较短等方面,而且还由于农业生产的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低、缺乏行业组织、研究、开发与生产之间缺乏良性的联动机制等等。
现在,在我国东部地区,在创汇农业蓬勃发展的推动下,越来越多农民的“绿色意识”被唤醒了,他们认识到了“绿色”也是一种生产力,可以转化为财富。但在我国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对“绿色”的理解还差得远,需要通过成功和失败的案例为农民接种“疫苗”。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农民的“绿色意识”是可以在国际竞争中加速培育起来的。
在农业部门,“绿色生产力”可以变成一种国际竞争力,其集中表现是瓜分国际市场能力的增强。具体来说,判断一个国家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强弱,可以看其生产的农产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国外消费者的需求,这反映在国际市场上该国能占领多大的份额。出口能力是国家农业比较生产率的竞争。一国的农民、农产品加工企业和营销组织满足国外消费者需求的能力越强,这个国家农业的竞争力就越强。所以,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所占份额的大小,从根本上说,取决于该国一个个企业家(农民、农场主)竞争力的高低。